正如台湾电影人一样，台湾的电影史学研究群体也是华人电影学术圈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内地和台湾电影学术交流的频繁开展，台湾电影史学群体及其研究成果也逐步进入内地学术圈的视野。而如何整合香港、台湾和内地乃至海外的华语电影史学研究力量及其学术成果，共同推动华语电影史学研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命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台湾岛内的电影史学研究群体及其研究成果。本文拟以学人为“珠”，以史学史为“线”，试图从整体上勾勒台湾电影史学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对代表性学者及其著作的述评，为台湾电影史学群体勾画一个群像轮廓，初步总结其学术经验、研究成果和史学传统，为大陆电影学界提供某种参照或借鉴。 一、台湾电影史学群体概述与代际划分 所谓“台湾电影史学群体”，并不是一个有着严密组织和机构的学术团体，也不是一个有着重大理论建树的学术流派，而是一个松散的、开放性的群体称谓，它主要是由台湾岛内从事电影史学研究的学者所构成的学术群体。由于政治气候、文化思潮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代和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在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不免存在差异。因此，根据其成长轨迹、电影史观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本文将台湾电影史学群体粗略地分为以下三代： 第一代电影史学者主要包括吕诉上、钟雷、杜云之和黄仁，他们均出生于20世纪10-20年代，且长期身处电影业界，或从事电影创作，或开展电影评论，对电影界的人、事都比较了解，后来出于工作需要或个人兴趣，开始撰写一些电影史著述。尽管由于政治气候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他们对某些电影人物、电影现象或电影作品的评价存在偏见，但却从整体上构建起了相对完整的历史叙述框架，为后世学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代电影史学者主要包括陈儒修、卢非易、李天铎、廖金凤、焦雄屏、李道明、叶龙彦、刘现成等人，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在80年代接受专业电影教育，并于90年代前后开始涉足电影史研究，现今基本上都在台湾各大高校任教，已成为当下台湾电影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与第一代学者相比，他们在专业积累、史学素养、研究方法等方面有着更为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由于他们成长在本土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因此大多具有较为浓厚的本土意识，其研究领域也主要聚焦于台湾本土电影史，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传统，进而奠定了他们在华人乃至国际电影学术界中的地位。 第三代电影史学者则是当下初涉电影史研究的青年一代，其中崭露头角的有叶蓁、徐教美等人。他们出生于80年代以后，成长在政治环境日益宽松、经济生活日渐富裕的后解严时代，加之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他们更多尝试个人化、多元化的历史书写方式。虽然还未形成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但已初步展露了出众的才华和敏锐的洞察力，并且在他们的著述中，一种新的历史观念和研究视野开始浮现。他们既是台湾电影史学的继承者，更是未来台湾电影史学建设的新生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代际划分并非机械地论资排辈，而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归类。但不管怎样，台湾电影史学群体的代际更迭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它整体折射出台湾电影史学研究的发展变化过程。 二、“大中国”意识下的历史书写 第一代电影史学者多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内地，对大陆有着很深的感情。正如两蒋时期的国民政府仍以“中国政府”自居一样，在他们心目中，也怀有“大中国”情结。因此他们在撰写电影史时，也倾向于把台湾电影纳入“大中国”视野之下进行叙述。正如有学者把这一时期台湾电影的国族想象总结为“政治上的(国民党)‘党国’意识，文化上的‘大中国’意识”①一样，这一代电影史学者的历史书写也同样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党国”意识和“大中国”意识。 (一)吕诉上与《台湾电影戏剧史》及其开创意义 对于台湾电影史学建构而言，吕诉上无疑是重要的奠基者。他横跨影、剧两界，被誉为“台湾的齐如山”，“是台湾省影剧界一颗熠熠北斗巨星”。② 他的代表作《台湾电影戏剧史》(银华出版社，1961)是他“萃二十年的心血”，在“蒐集数以万计的直接资料”基础上，“所领悟，所经验，所阅历，所累积”而成的结晶。③虽然有关电影史的内容仅占全书篇幅的约1/3，但它依然在台湾电影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在书中，作者详细梳理了从电影传入到50年代末这段时期的台湾电影发展历史，广泛涉及了制片、发行、放映、影人、观众、技术、电影机构、影院建设、公会团体、电影教育、电影报刊书籍等各个方面，资料非常翔实，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统治下，作者在叙述历史时能坚持以史料为本，从史料出发，体现了一种客观化的写作立场。 不过，从书中的个别历史叙述中，我们依然可以窥察出其意识形态倾向。例如在第一章中，虽然史料大多取自日本学者市川彩所著的《亚细亚映画之创造及建设》一书，④但在具体叙述时，作者却是站在殖民与反殖民的立场上进行表述，同时还特别介绍了大陆国产片在台湾的发行放映情况，以及台胞受祖国电影的影响等方面，从而将台湾与大陆紧密联系了起来。另外，在表述战后台湾电影历史时，作者说到：“今日的台湾已成为自由中国的制片中心。”⑤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单从这句话的表述本身来看，就可看出其迎合国民党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倾向。当然，考虑到当时特殊的政治历史语境，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