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阐述协调发展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是加以强调的几个重要方面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重要标志。201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成立了由习近平任主任的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意味着将军民融合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予以部署和推进。这是中国在大国崛起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牵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大国崛起道路的全新开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均衡和不协调是越来越普遍和越来越凸显的问题，它显示的是现代化特定阶段的新矛盾，尤其是从大国崛起的视野来观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对矛盾。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富国强军相统一充满风险与挑战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突飞猛进发展的特殊阶段，现代化的这种起飞需要若干基本的条件，其中资本的积累或用于现代化起飞的足够经济资源是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现代化进程中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其他方面也需要经济资源的支撑，正因为如此，要实现现代化的起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有人还认为，早期闯入现代化的国家具有相当的偶然性。 如果说第一波的现代化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的话，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则具有更大的艰难性。被资本主义引导的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过程。如果是没有强大的军队和国防建设的现代化，那就很可能是依附性的、没有民族独立属性的现代化。然而，强大的军队和国防建设的耗费又是巨大的，其实它本身只应该是现代化的成果而非先决条件，却被无情地变成了先决条件。由此带来的历史性困境就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用于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安全资源与用于经济建设的资源构成难以协调的冲突。一方面，本身的经济落后，使得迫切需要推进的经济建设都面临资本稀缺的困境；而另一方面，不得不加强的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同样需要强大的财政支持。这种不协调乃至尖锐的矛盾冲突，是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重大考验。 考察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发现，它们基本上是采用原罪的方式化解了这一矛盾。资本与武力相勾结，实现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即通过工业化武装军队，构成船坚炮利的优势，进而对外发动战争。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既输出了商品和资本，抢夺了殖民地，还直接赢得了战争赔款，使增强武力的投资不仅能够收回，而且成为赢利的手段，所以扩军征战反而成了西方列强现代化的途径之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就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要以军队来保证英国“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他认为，“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履行这种职责逐渐需要越来越多的费用”，更重要的在于由此而导致的现代化发展阶段的人类社会新特征，即“当代战争火药武器的巨大开支明显有利于那些更能负担这种开支的国家，从而使富裕和文明国家比贫穷野蛮国家处于明显有利地位。在古代，富裕文明国家很难抵御贫穷野蛮国家的入侵；在当代，情况则相反”①。 斯密描述的这一特征的现实展开就是：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侵略的历史，依靠军事霸权来推动现代化成为它们的首要选择。 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论述了法国的“以战养战”，其指出，拿破仑尽管需要巨大的军事开支，但实际上通过战争还为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二分之一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②。 在第一波现代化的进程中，军事的落伍往往会意味着经济发展和繁荣的跌落。英国的走下坡路恰恰与其军事上的徘徊滞后联系在一起。根据统计，英国在1815年后的50多年，武装力量只花费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3％，占比在整个中央政府的费用中远不足10％。这个比率，比18世纪或20世纪的比率要小得多③。本来，军费开支的降低应该是有利于发展，使更多的资源可以投入到经济增长之中。然而，英国却出现相反的效果。因为它带来的是大英帝国在殖民地和资源掠夺上能力的相对减退，不得不让位于美国这样新崛起的军事强国。这就是军事实力在西方列强经济发展中的轴心地位。因此，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与“帝国主义意味着战争”的判断是不可分割的。 然而，后发现代化国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形态，都不可能再重走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它们基本上不可能造成军事上的优势，战争已经不能够再拉动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进程了。然而，困难在于军事和国防的投入需求依然是相当大的，因为它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为保证安全和稳定，用于军费的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远远高于中等以上发展水平的国家。例如，巴基斯坦、阿曼和叙利亚，1980年军费占财政支出比例分别高达30.6％、51.2％和35.8％。有的国家将武装力量的建设置于最为突出的地位。以色列2008年度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8.2％，朝鲜的这一比例达到23％。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本来就不大，高额的军费开支很容易在政府支出以及GDP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对于经济体量大的发达国家，尽管军费开支大，其占比反而在发展中国家之下。例如，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武器、裁军和国际安全》白皮书，美国2008年到2011年军费占GDP的比例在4.4％—4.8％之间④。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样的资源配置不可能不制约整个现代化的推进速度，但它们又很难放弃这样一种代价沉重的资源配置方式。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外部的巨大风险以及内部稳定的渴求。现代化的矛盾冲突在这一问题上十分尖锐，想努力推进经济发展，但面临着充满风险和动荡的现代化进程，相比较起来，稳定反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最为稀缺的资源。正如亨廷顿所描绘的，“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