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根据刘震云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一句顶一万句》和《我不是潘金莲》先后上映。两部电影在年度国产影片中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前者是刘震云携手拿过奥斯卡大奖的女儿的处女作，后者则是搭档多年的伙伴再度合作。两部电影分别找到一个卖点，前者号称“一顶绿帽子下的史诗”，后者则打着“潘金莲”的旗号。而实际上，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不仅仅是在讲述绿帽子和潘金莲所指代的情感伦理问题，这仅仅是为迎合消费趣味而做出的投机选择，是商业运作的结果，是典型的标题党营销，由此也凸显出当代大众审美口味的向下还原。影片上映之后，丝毫没有体现出这两部作品的与众不同，陷入的是毫无差异的中国电影生态圈，在这一圈子里，寻找卖点并以此制造话题，最终获取最大的商业价值成为惯常手段。本文从娱乐至死还是严肃主题、商业产品还是艺术作品、受众眼中的精品还是烂片三个角度对这两部影片进行分析，探索与之同类的整个国产电影背后的生产逻辑。将严肃主题娱乐化、将艺术商业化、将评价炒作化，进而实现票房最大化，这是当代国产片的基本逻辑。 一、娱乐至死还是严肃主题 当代社会进入一个娱乐时代，一个“轻”时代，大型笨重的机械生产逐渐被信息技术等轻技术取代。文化也发展为一种“轻文化”①。审美由重变轻，从严肃变为娱乐。所有严肃的主题不复存在，一切都可以用来娱乐。轻文化、纯娱乐将社会带入娱乐至死的时代。《一句顶一万句》是将男女之间的感情危机拿来娱乐，尤其是将“绿帽子”这种在中国最具话题性的主题拿来娱乐。《我不是潘金莲》是将女性悲剧与信访等严肃主题拿来娱乐。 《一句顶一万句》因为导演与即将在同月上映的两部作品的导演李安(《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和冯小刚都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该片是作为几个导演生造的“11月档”的暖场电影上映。这部影片是一部将婚姻的悲剧性一面过度放大的作品。导演急切想表达出困扰现代人情感的诸多问题，却操之过急，用过多的主观臆断代替了真实的生活体验，将婚姻的悲剧与人生的悲剧都放大了。之所以将之放大，是为了最大程度满足受众的“窥私”欲望。《我不是潘金莲》则将很多严肃主题置于喜剧的背景之中，将严肃的主题轻谑化。通过喜剧的形式来表达底层卑微的生活，使受众在观看他人热闹的同时忘记了自身所处的困境。 先谈《一句顶一万句》。影片讲述的是因女主角庞丽娜出轨婚纱店老板蒋九而引发的婚姻悲剧。但是细细考量却发现，并不是因为出轨引发了婚姻悲剧，而是婚姻出了问题之后，庞丽娜才试着去接触了蒋九，结果发现两人“说得着”，由此才有了牛爱国在宾馆抓住现行的结果。之后的庞丽娜变背上了“破鞋”的骂名，甚至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敢见，小女儿在学校跟人打架被人抓伤这一细节更是凸显了一个婚姻有过污点的女性面临着怎样的尴尬境地。导演为了加大批判的力度，故意设置了蒋九的富人身份，他有能力带着庞丽娜去高档的餐厅吃饭，去高档的酒店旅行，而反观牛爱国，他去参加富人聚会一句话也不敢说，他跟踪老婆到酒店之后却因昂贵的住宿费而选择在门外偷听。除此之外，导演还故意设置了一个情节，那就是庞丽娜的理想是去欧洲旅行，这些似乎都指向庞丽娜的出轨是对物质欲望的无限追求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 庞丽娜与牛爱国的婚姻危机源于两人没话，这不过是婚姻爱情中常有的情感疲惫现象。即便是选择放弃一段婚姻，选择为爱情冲动一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通过影片来看，庞丽娜和蒋九之间真的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也不是没有可能。现代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很多重组家庭证明离婚并不是宣判了死刑。可问题在于，本片中出轨的是女性，而不是一般的男性，难道女性出轨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尤其是影片快结束的时候，再度怀孕的庞丽娜提出让丈夫杀了自己算了，此时，她的女儿还在医院的病房里，她对此却不知情，这样的镜头语言，将庞丽娜的悲剧推到极致。女性的悲剧性命运被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演绎过，在中国，女性的悲剧性更为明显，在传统的道德文化中，三纲五常、忠贞不渝是其必须恪守的。现代文明的进程并没有改变这一现状。所以庞丽娜的错误不可原谅，悲剧不可避免。除了庞丽娜，片中的女性无一不是悲剧的。 为了强调婚姻的悲剧性一面，导演精心设计了两条线索，一条是离婚，另一条是结婚。离婚当然是婚姻的悲剧性收场，牛爱国与庞丽娜闹得沸沸扬扬，甚至起了杀人之心。闹来闹去庞丽娜选择了私奔，并且在自己女儿生病的时候和丈夫偶遇。而影片一开始的时候，两人高高兴兴地告诉登记人员他们说得着。婚姻悲剧性的一面在他们这里体现地淋漓尽致。而姐姐牛爱香的婚姻却同样是悲剧，婚前婚后完全不一样，这不应当是真实生活的全部。尤其是章楚红以离异身份出现的时候，这种夸张化的手法走到了极端，生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就是生活的全部?导演仅仅用自己的阅历来把握复杂的人性，这对年轻导游具有很大的难度，毕竟生活不是臆想出来的，而是活生生的存在。 由婚姻的悲剧，导演上升到人生的悲剧。影片用一种冷色调来展现芸芸众生的生活。片中牛爱国的台词一直都是以卑微的语气讲出来的，就连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告知老婆跟人跑了他也仅仅是骂了一句脏话。他的朋友杜青海说话的语调更是卑微到如蚊子的嗡嗡之语，这或许是理想失落之后导致的必然结果，因为两人年轻时候的理想都不是做现在的工作。与此同时，导演使用了大量了俯拍镜头，比如用佛像的庞大对比牛爱国的卑微，将人物的渺小进一步深化。由此，影片才提出了“忍，还是不忍，这是一个问题”。这种卑微的活着不同于余华式的源于生命蓬勃的向生性本能，而是一种残喘苟活。 除了主题层面将悲剧主观放大，影片的技术性也并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在片中，主要的情节线索是，被戴了绿帽子的牛爱国为了复仇精心酝酿的杀人计划，穿插了几段分分合合的婚姻，突出说话在生活中的分量。延续了小说中用是否能说得上话来谈论人与人之间的交心与隔膜。从细节上来看，很多情节都经不起推敲，生活并不只是巧合，而电影中多次出现巧合，尤其是片尾车站的碰面更显生硬。电影强调“绿帽子”问题，似乎是对当下开放的男女问题的回应，却存在不少生硬的说教嫌疑。原著中的孤独并非是夫妻间特有的，而是涉及亲情、友情、爱情等多种情感的，影片只择取一种大做文章，难免以偏概全，最终由“夫妻”置换了“人类”，用“出轨”置换了“夫妻”。用假性的老成来把握复杂的人性具有很大的难度。人物思维、行为有点脱离时代节拍，如同穿越剧，每个段落似乎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架在空中的。用网络短评的话来说，“导演拍得比国产电视剧更像国产电视剧”。直到片尾，才用一种电影的手法为这部电视剧突然画上了句号。片尾用列车员的声音隐喻了人物的出走，出走之后的情况不得而知，这个开放式的结尾让一直略显拖沓的影片戛然而止。影片结束了，但是留给观众的思考并没有结束。生活该怎样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对艺术而言，对人性的批判、对悲剧的描述或许可以诗意一点，至少不那么突兀，毕竟艺术是我们寻求心灵慰藉的重要渠道，如果连艺术都如此绝望了，生活还能指望什么?《一句顶一万句》被一个关键词“绿帽子”所掩盖，一顶绿帽子何以胜过千言万语，这不是对生活真实关切，而是窥视欲的替代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