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17)01-0036-06 1964年，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出版了他那本一经发表便惊天动地的著作《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这本书行文宛若天书，但却让人感到潇洒飘逸，神采飞扬，书名更是起得发人深省，妙不可言。理解媒介绝对是任何一种传播学著作的第一要义和永久使命。更具启发意义的是，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那部今天人们读起来仍然望而却步的电影著作《电影1：运动影像》(1983)《电影2：时间影像》(1985)要是能够改成“理解电影——论思的延伸”的话，倒是很可能更加切合作者的意向。那就让我们接下来从一些书名就起得富有浓缩力的关于电影的书说起吧。 1932年，爱因汉姆关于电影的论文结集成书，题为《电影作为艺术》(Film as Art)。 1958年，巴赞出版了他的四卷本的电影文集《电影是什么?》。 1968年，麦茨关于电影符号学的论文集《电影表意散论》出版，台湾学者刘森尧译的大陆版为《电影的意义》，台湾版为《电影语言》，英译本为Film Language：A Semiotics of the Cinema(1974)。 1972年，英国电影批评家帕金斯出版了一本电影著作，题为《电影作为电影》(film as film：Understanding And Judging Movies)，目前尚无中译本。 从这一连串关于电影的书名中，我们也许能够看出点儿什么。 巴赞的《电影是什么》的书名，起的真好，可以理解为这位被人们视为圣徒般的电影批评家对于电影发出的“天问”，而爱因汉姆则似乎来不及等待人们提出“电影是什么”的问题，便急于在学术上做出了“电影作为艺术”的解答。巴赞的“电影是什么?”，不仅是他对自己的设问，而且，甚至还可能包含了他对于“电影作为艺术”的某种质疑。巴赞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并且提出了他觉得他暂时还无法阐述的电影的“地貌学”和“地质学”的问题。[1]3后来，当法国学者麦茨试图对“电影作为语言”的可能性进行探讨之时，却遇到了巨大的电影不能分节或无法形成源代码的困难。或许，正因为如此，帕金斯的《电影作为电影：理解和判断电影》的出版则似乎意味着，作者对于包括“电影作为艺术”和“电影作为语言”两种对于电影的界定都不赞成的回应。而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现在确实到了应该认识到电影自诞生120余年以来，在内涵、外延和传播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意义极其深远的深刻变化的时候了。而且，我们还应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在所有的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中我们唯一能够准确地认定其诞生年代的，并且，与那些有着数千年历史和数万年历史的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相比，显然是最年轻、最具活力和最具发展前景的。与此同时，电影还是一种无论是在表现力、影响力和震撼力，乃至传播方式、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方面都最为现代化的。特别是，由于电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传输技术的强有力的推动，为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和判断电影(Understanding And Judging Movies)究竟是什么，提供了新的契机。或许，正是现在，我们对于电影究竟是什么和能够作为什么，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了。所以在我看来，在学者们对电影的“天问”已经做出的“电影作为艺术”和“电影作为语言”两种回答之后，应该出现一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作为文化”的著作作为回应。这可能是对于电影“天问”的最好的回应。 事情有时虽然出人意料，但却可能有其学理依据。法国哲学奇才德勒兹，在哲学领域标新立异，全力打拼之余，仿佛横空出世般闯入电影学术界，抛出两卷本的电影巨著，明确地提出，电影不是一种语言，电影也没有语言系统，他甚至还提出，不要问什么是电影?而是要问什么是哲学?①其批判的锋芒直指以麦茨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电影符号学，摆足了一副挑战的架势。但是，人们却并不确切地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理解他和理解麦克卢汉一样，都是需要时间的。不仅理解媒介需要时间，理解电影也需要时间。30余年之后的今天，我们或许终于能揣摩出德勒兹究竟要干什么了。他似乎执意要掀起一场我们已经知道的20世纪发生过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 of philosophy)的再转向，这里，如果由我们来替德勒兹说，这一新的转向，就是21世纪的“哲学的电影学转向”(The cinematic turn of philosophy)。也就是说，如果说，20世纪曾经发生过一场哲学的语言学风暴的话，那么，德勒兹就是想要通过自己呕心沥血披肝沥胆地写出的关于电影的著作掀起一场哲学的电影学风暴。理解这一意图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紧紧地抓住这样一点，在德勒兹看来，由于电影的存在与发展，思与语言的关系，将被置换为思与电影的关系。 “语言学转向”已经成为人们用来标识西方20世纪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与转换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集中关注和理解语言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语言不再仅仅是传统哲学讨论中需要涉及的一个单纯的工具性问题，而是成为哲学反思自身传统的一个起点和基础。换言之，语言不仅被看成是传统哲学的症结所在，同时，也是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所必然面对的根本问题，由于语言与思维之间的极其紧密的关系，哲学运思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被语言的问题所替换。这一转换，被很多人看作是西方现代哲学中的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这一转向的过程中，有三个人的三本书是必须提到的，这就是1916年出版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21年出版的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1927年出版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他后来发表的关于语言与存在关系的论述。主要是这三个人的三本书，造就了一个时代，即众所周知的轰轰烈烈的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也就是说，20世纪哲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是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