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6)06-0109-09 海外中国电影研究自20世纪始，距今已走过50多年的历程，以英语学界为代表的海外中国电影史书写，经历了理论探寻、逐步整合、建构发展的漫长历程，呈现出差异于本土研究的史学体系建构与理论范式流变，值得国内学界关注。 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基于译介的理论探寻与研究团队的初步整合 乔治· 桑塞尔、夏虹、侯健平合编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理论导论》，1990年由纽约瑞爵出版社出版。首先，这是一本西方学者编辑翻译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电影的译著，它以译本的形式选择性地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中国电影所运用到的相关理论。这充分表明，西方学者在涉足中国电影研究这个领域的初期，对于来自东方的相异于自己的文化产品，运用什么方法去解读以及怎样解读、能不能用纯西方的理论去解读等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先入为主的态度，他们试图尝试着参考中国学者对中国电影研究的成果，以指导、丰富、完善自己的研究。 多位作者参与了此书编写，他们的文章具有较深刻的见解，探讨了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理论，基本反映了当时中国专家学者们的最新的研究状况和最高的研究水平。比如，白景晟写的《扔掉戏剧的拐杖》以及张暖忻和李陀写的《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这两篇重要文章其主旨核心是倡导中国电影的去戏剧化问题。张骏祥关于电影文学性问题的探讨，在中国电影界引发了长久的、可以说至今仍未有定论的争论，因此，也是极具开创性的。朱大可著名的批判谢晋导演电影模式的文章，也是当时在中国电影学术界激起千层浪的，其研究的影响也延续至今日，成为被广泛引用的研究谢晋电影的必谈之作。此外，“革新”这个关键词也是书中其他几位研究者围绕探讨的核心话题，例如，邵牧君的《中国电影革新之路》、袁文姝的《电影传统与革新》都是围绕中国新时期电影应该如何改革发展的问题展开的。最后，陈犀禾的文章《影戏：中国电影美学与他们的哲学文化基础》应该是全书最具中国风的亮点，追溯了电影作为影戏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发芽的发展历程，并揭示了中国电影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美学传统和蕴藏的哲学基础。 但是，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以及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如电影中的戏剧性、电影中的文学性以及与文学的关系、电影对于国族建构的影响等观点对西方学者来说并无太多新意，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在运用西方电影理论来解读中国影片或是评论中国导演，中国电影研究界并没有拿出太多自己独特的方法和观点让西方人刮目相看。此外，由于版面的限制以及整体规划编排的需要，对于部分学者的论文研究，乔治·桑塞尔等删除了其中的些许内容，甚至还包括整段删除。在删除的内容中，包括许多中国历史信息和具体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已改变了原文章的意思或缺省了一些论点、论据，这必然会导致缺乏中国背景知识的西方读者对其产生歧义或误读。 1991年，裴开瑞主编的《中国电影视角》由英国电影协会出版，而此书的诞生被视作“值得庆祝的标志性事件——正如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占有一席之地一般，中国电影研究自此登上国际学术舞台。”[1](P2)而且，此书可以被视作是英语世界对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研究的全总结，“该论文集里文章角度多种多样，包括文学史、艺术批评、电影理论和历史研究等。”[2] 裴开瑞的研究《性别差异与观影主体——评<李双双>与<喜盈门>》从性别差异的角度以细读的方法全面审视了中国内地的两部知名影片《李双双》与《喜盈门》。康浩的《中国的两届百花奖》将注意力投射到中国大陆两届百花奖获奖影片上。卓以玉的论文《中国蒙太奇：从诗画到荧屏》与康浩的研究形成呼应，她主要针对中国电影金鸡奖获奖影片进行研究。法国学者纪可梅的《万氏兄弟与60年代中国动画片》集中探讨了中国动画片的拓荒者万氏兄弟及其创作。 有关第五代的研究颇具新意。例如，王跃晋的《<红高粱>记忆与欲望的混合》指出“尽管影片展示出了对中国强势男权主义的文化批判倾向，但是其本质上并未触及或是违背中国社会所固有的父权秩序……恰恰相反，电影远未表达想要去争取自由的女性主体性意愿，而是凸显男性因为他的性别优势而将他的霸权凌驾于其他处于弱势的群体之上；而影片中所谓雄性气质的展现是通过往酒里撒尿或是和女主角睡觉等场景完成的。”[3](P95)而伊恩·卡普兰对《红高粱》提出了另类解读，在《跨文化分析的问题：近期中国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中，她一度质疑用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去分析中国文化现象的可行性。 除了对中国大陆影片的关注，该研究还包括对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影片的分析。中国台湾影评人焦雄屏的《台湾电影与香港电影的区别》从宏观的角度，分析对比了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电影的异同及造成其差异的原因；刘帼华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流行电影文化解读》中，以知名学者孙隆基的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理论作为支点，将中国大陆电影与中国香港电影视作文化深层结构理论的声像文本演示，分析其所负载的文化深层结构。 此外，在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中，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它依然包括了来自于中国学者相关研究的翻译性文章。例如，莫衷的《令人深思的读者来信》，杨平对田壮壮的访谈《试图改变观众的导演：对青年导演田壮壮的访谈》，高军的访谈性文章《转变的导演：与张军钊对话录》，吴贻弓的文章《我们必须做深爱人民的艺术家》。这也体现出，在涉足中国电影这个全新领域之初，海外学者并非信心满满，他们的理论探寻与团队建构是基于对中国本土研究文献的译介基础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