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电影史上的“歌舞片”的诞生和发展的研究鲜见专文探讨。什么原因呢?一则是相关记录及其影像文本较少，二则是这种诞生在好莱坞的类型电影也未在中国形成气候，其类型特质经过中国文人的改写和转化，大多最终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歌唱片”，尤其是中国的早期女明星们(周璇、白光、李香兰等)在影片中的歌唱或许更易于被当时的新媒体——广播所传播，从而引发明星效应，带动该类型电影的生产。本文论者经过长期对但杜宇导演影片的考察，发现了他在30年代有过一次对好莱坞电影类型——歌舞片的一次仿写，乃至转译，这一次中国电影史上的实践再一次凸显了但杜宇的“作者”身份。但杜宇作为一位经历过现代美术洗礼的艺术家，他影像中对人体的展示、充满了装置艺术特色的电影中的景观恰如W·本雅明所极力阐释的诞生于现代艺术层面上的“震惊美学”，与此相关的，也再次佐证了“吸引力电影”在中国早期电影实践中的景况。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不仅对但杜宇主持的“联华四厂”以致命的打击，而且对当时呈现为托拉斯态势的“大联华”电影公司的整体发展也影响甚大。正如当时的记载：“‘一二八’之战起，在天通庵联华第四厂，适当其冲，摄影场，底片，以及其他的东西，都付诸焰火；损失甚巨，停战议成之日，但氏复本其坚毅之心，极力经营，设摄影场于福生路俭德会的健身房，继续工作。”①此时，招股失败的罗明佑债务重重，联华疲态尽显。原本就相对独立的“联华四厂”在1933年末脱离“联华”体系，与当时雄心勃勃的艺华影片公司达成了默契。 1933年的艺华影片公司因与“左翼影人”合作的《民族生存》和《肉搏》成绩尚佳，“公司当局更谋进一步发展，乃在某次严春堂氏招宴席上，酒酣耳热之际，个人不觉发奋，愿以所长贡献于公司；于是，伟大摄制计划开端。而后卜万苍氏脱离原属公司，正式就职于艺华，接着周克、方沛霖诸氏相继订约，金焰、高占非诸氏参加客串，但杜宇、应为云甚至连同史东山、郑应时诸氏都归纳到一条战线上来，就形成了艺华公司的堂堂阵容”。②在这样的背景下，但杜宇开始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歌舞片《人间仙子》的创作。 一、“仿写”：与好莱坞同步的电影实践 1933年的上海，有声片的发展渐入佳境。经历了1931年初《歌女红牡丹》的放映成功，很多上海的电影公司都积极进行有声片的尝试。而同年10月，天一影片公司出品的《歌场春色》采用的是“慕维通全部有声影片”，基本完成了有声片的技术尝试阶段。对于有声片拍摄的必要性和商业机遇来讲，在当时已经是共识。“联华”创始人罗明佑论道：“今者美国不再制无声片矣，而有声片则已证明仅能供通商口岸英美人及通英文者之需要，则此后除华洋杂居之数处商埠，或可荣一二美国有声片影院外，其他影院不久将有影片绝乏之虑呼，故自制完善之影片及有声影片，实为目前影业唯一之机会及需要。”③由于当时好莱坞电影已经全面进入有声片的摄制中，其作品大多能够在上海放映，好莱坞的“后台次情节”(backstage subplot)的歌舞片模式在1934年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不仅不陌生，而且对该类型影片的认识非常充分。但杜宇创作歌舞片《人间仙子》的灵感和类型仿写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对这一类型电影的充分体认。 影片《人间仙子》的故事发生的背景是上海这样的现代化都市，来自于乡间的几个姑娘在街头做小买卖。媚云卖花，阿频卖报，阿秋和其他女孩卖玩具和花生。富商胡乐生路过想调戏媚云反被几个女孩戏弄。女孩们晚上练习唱歌，吵到了隔壁，因此与做牙医的邻居结怨。影片在这个段落中，很明显是借这四个女孩子在流动的空间中带领观众巡游和玩味这远东最大的都市——上海。叙事进入第二天，阿秋牙疼去看病，牙医为了报复把阿秋绑住拔牙，女孩们因此与牙医争斗，牙医失足坠楼身亡，女孩们被抓走。事件发生之时，媚云在外面卖花，冻倒在街头，又恰好被音乐家音成所救，媚云由音成指导被新亚大戏院聘请。这一叙事段落可算作都市的“奇遇”了，也融入了好莱坞神经喜剧的色彩。此时富商胡乐生告诉媚云，她的好朋友们被关在监狱，如她答应嫁给他，好友就可救出，媚云假装答应，等到好友被放出来，她们骗过胡乐生，离开了城市。这是一个“进入都市”和“离开都市”的故事。其整个故事内容上都模仿好莱坞“后台式”歌舞片的叙事风格，初露头角的袁美云饰演媚云——一位颇有天赋的歌舞演员，“她”的音乐天赋和台前表演都成为歌舞场景，以“秀中秀”的模式在前台表演和后台故事之间建立了叙事的逻辑关系。
(图1) 但杜宇热衷于从好莱坞电影中获得创作灵感由来已久，在此之前的《东方夜谭》(1931)就是模仿乌发公司出品的《东方之秘密》，《失足恨》(1932)模仿的是丽琳·甘许主演的《赖婚》。在这一点上，罗明佑可以说与但杜宇算是同气连枝。他在为《赖婚》做宣传的时候就为模仿好莱坞的做法提出自己的观点，“自外邦影片侵入中国以来”，格里菲斯的这部《赖婚》更是大名鼎鼎，深入人心。但是，西方影片在布景、习俗等方面皆与中国千年文化不相符合，而为了更好地保护国产电影，创造本土高票房影片，为我国观众打造一个土生土长的优秀影片，所以学习美国这部电影将故事内容本土化，并拍摄而成但杜宇版本的《赖婚》，“所以讣告于观众，使知所与比较而观摩也。不敢另加，聊冀追攀，用赘数言”。④而但杜宇更是明确说明，“中国人都肯跟他一般模仿、中国就会好了，否则不肯创造、又不肯模仿，此中国所以不振之原因也”。⑤在他们看来，模仿好莱坞歌舞片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电影人进行电影本体艺术形式探索的一种策略。对好莱坞歌舞片的仿写，如歌舞场景(句子)、段落(篇章)等的仿写，带给中国电影观众以既熟悉又陌生的“新”的观影趣味。这种“仿写”能将观众带入一种熟悉的文本的预期想象，中国观众在对好莱坞类型电影中的类似场景和氛围没有直接的生活体验，但通过对好莱坞同类型的叙事中的符号、句式、段落等方面的全面模仿，使得观众在脑海里形成熟悉的审美体验。通过感知记忆中的类型电影中的表象，与中式的同类电影的模仿表演，使得观众获得一种错觉，与西方世界同时在生产现代生活方式、文娱方式的想象。美国主流电影作为机械复制时代下白话现代主义的例证，其大量存在于好莱坞电影类型中的“奇观”成为中国早期电影中翻拍的模板，用海外学者的话说，这些中国早期电影中对好莱坞的模仿是“全球电影白话在上海的本地翻版”，是在“土著”的肉身之上的呈现。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