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与戏剧的关系，源远流长，错综复杂。一般认为，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老板任庆泰拍摄了由谭鑫培表演的《定军山》片段，由此迈出中国电影制片的第一步。然而，对这段史实已有学者提出质疑①。1913年，郑正秋、张石川编导的《难夫难妻》公映于上海的新舞台，这部影片常被看作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实际上，它也是中国电影与文明戏(新剧)结缘的标志性文本。从这个线索看，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的梅兰芳所演《天女散花》等影片，则是中国电影与“旧戏”结缘的里程碑。1926年，在上海电影蓬勃发展之时，九亩地新舞台忽然出现一种空前的“连环戏”。陈墨、饶曙光、张英进、张真、彭丽君等多位海内外学者曾在他们的著述中提及连环戏，但并未深究②。以我翻阅的史料来看，连环戏不只是“补白大王”郑逸梅所说“轰动一时”的玩意儿③。事实上，从1926年新舞台推出首部连环戏《凌波仙子》，到1935年共舞台排完十一本《红羊豪侠传》，这期间，在上海演映的连环戏大约有十五部，它们贯穿抗日战争前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在上海戏剧电影娱乐消费市场起伏跌宕了差不多整整十年时间。 连环戏的演映形式跨越旧戏、新剧和电影。过去几十年，在学科细分的研究体制中，它们没有被充分关注。近年来，微观史学、新文化史等国际史学潮流波及中国，使许多被遮蔽的文化遗产得以凸显。从这一研究视角出发，尽管连环戏的现场演映早已烟消云散，但我力图通过广告、消息、评论、剧照、说明书及个人回忆录等各种史料来探测其来龙去脉。由于这些史料具有零散性、碎片化特征，对那些逝去的踪迹需要进行合理的考辨、推测。我将繁复的史料纳入电影史、美学史、社会史的脉络，讨论知识、语境与权力，考证并建构一种文艺类型的源流。大体上说，需要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连环戏一方面增添了中国戏剧舞台上的视觉现代性，另一方面它们诞生于中国默片的勃兴年代，又在有声电影来临之际再次掀起高潮，因而，从中国电影史的角度看，连环戏是否在题材、样式或表现手法上影响过中国电影的走向?第二，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学原则以“写意”为主流，而电影的美学原则以“写实”为主流，二者看似互相冲突。连环戏将戏剧与电影熔冶一炉，是否在舞台语言和演映修辞上有新的探索?产生了怎样的美学效果?此外，连环戏作为一种流行文艺商品，产生过怎样的市井风情或社会效应?第三，连环戏的演映形式新颖奇妙，然而，它们能连绵十年之久，绝非仅靠声、光、电、化就能做到，这背后的源动力来自何方?从连环戏兴衰消散的曲折历程中，能否获得一些有关新旧文艺承传、中西文艺嫁接的历史启示? 一、电影史语境中的连环戏 谈连环戏，要从新舞台讲起。1908年，夏月珊、夏月润和潘月樵在上海兴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式剧场——新舞台。梅兰芳曾这样描述新舞台：“辛亥革命前夕，夏、潘等在十六铺经营新舞台，由于受了王钟声等在上海演出白话新戏宣传爱国思想的影响，开始排演新戏。夏月润还亲自到日本，通过歌舞伎名演员市川左团次的介绍，约请日本布景师和木匠同回上海，布置新式舞台布景。”④事实上，日本戏剧对中国舞台的影响远不止于新式布景，连环戏也由日本戏剧启发而来。1926年1月，新舞台开始创编连环戏，他们首先声明，连环戏在外国很盛行，日本人的译名叫做“连锁剧”，为方便记忆，改称“连环戏”。在他们看来，中国舞台上的戏剧，自从布景发明后，确是生色不少，不过舞台限于空间，纵有良好的布景师，真山真水和腾云升天的变化，终未能布置得惟妙惟肖，这是舞台剧的缺点。电影则有将天然风景摄入银幕的便利，不过电影中的人物，只有动作，不能开口说话，虽有说明书的补助，却没有声浪送入耳鼓，终不能尽绘声绘影之妙，这是电影的缺点。因而，创编连环戏，能取长补短，用银幕的优点补舞台剧的不足，将戏剧和电影交叉配演，舞台与银幕连环互动，完成一种珠联璧合的戏剧⑤。新舞台素为伶界先导，常常翻新花样，改良戏剧，而1926年，正值中国无声电影勃兴之际，新舞台将电影引入戏剧，构成中国电影在当时发展的一大特色。 新舞台联合开心影片公司编创首部连环戏《凌波仙子》，主其事者是当年被誉为“第一大笑匠”、“东方卓别林”的徐卓呆。徐卓呆早年留学日本，学习体育，考察戏剧，回国后在上海写小说、做编辑、搞戏剧、拍电影，堪称一位文艺先锋。1925年夏，中国电影事业风起云涌，不甘寂寞的徐卓呆和汪优游一起创办了开心影片公司，并于1925年底推出第一批影片⑥。新舞台邀请徐卓呆担任连环戏部的主任，不单是看中他的声望，更想借重他在戏剧和电影两方面的实践经验⑦。徐卓呆没让新舞台失望。《凌波仙子》于1926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开演以来，营业大盛，而且长演不衰，先是连演四个多月，此后断续上演，直到1927年3月才消歇下来⑧。更重要的是，不仅新舞台继续推出连环戏，其他舞台也仿效起来，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连环戏在现代中国的都市文娱消费市场上形成了一种新风尚。据我考索原始史料，明确标识连环戏的作品就有十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