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乡城流动青年的素朴性，使得中国乡城流动青年积累了自我反叛力量，再加上与其他力量的纠缠，产生了与中国乡城流动青年价值预期相悖逆的因素，导致经济理性与人文精神的紧张，道德理想与功利追求的冲突，道德价值与伦理工具的矛盾，最终产生了中国乡城流动青年的伦理困境。我们理应“更多地对他们予以伦理关怀和道德支持，帮助他们更好更快地发展”[1]。中国乡城流动青年伦理困境的实质是人本质的异化，并因此而派生出各种道德异化。当代华语电影高度关注当代中国乡城流动青年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形象地反映了中国乡城流动青年面临的伦理问题和心路历程，演绎出中国特色的影视表达范式。笔者基于四十余部当代华语电影的内容分析，描绘乡城流动青年遭遇的伦理困境镜像，探究导致其发生伦理困境的制度之因。 一、乡城流动青年伦理困境的现实镜像 1.乡城流动青年的生存之艰 委曲求全的安身之处。乡城流动青年离开家乡进城打工，他们或住在简陋工棚里，或住在廉价出租屋中。老板们一般提供集体宿舍，这些宿舍简陋不堪，毫无私人空间可言。在《我的美丽乡愁》中，细妹的表姐和姐夫分住在各自的集体宿舍中，缺少单独相处的机会，又没有钱去旅馆开房，只能在休假时坐公交车到细妹住处，趁细妹和同事上班之机解决夫妻生活问题。更多的乡城流动青年需要租房。在《哭泣的女人》中，王桂香和丈夫生活在郊区一间缺少卫生间和洗漱台的狭小房间里。那些租不起房的乡城流动青年只能住在废墟中，如《三峡好人》中的韩三明《长江七号》中的周铁父子。房屋暂住者和房屋所有者的境遇截然不同。房屋所有者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任何人不得侵犯，而暂住者的房间只是暂时属于他，不仅随时可能被勒令走人，而且私人空间可能被随意侵犯。《陈默和美婷》中的陈默因欠交房租被房东多次催债只得离开。在《扁担姑娘》中，东子多次偷看高平与阮红的性爱过程。 隔离阻断的交际圈子。乡城流动青年尽管经常与市民接触，但真正交往的还是处于同一阶层的其他乡城流动青年。在《小山回家》中，小山的交际范围里就没有市民。城市的歧视和自身的自卑，共同造成了乡城流动青年被隔离的边缘化城市生存方式。《玻璃是透明的》中的小四抱怨住宿条件太差，老板却说：“陆家嘴的写字楼不烂，你配吗?”某些市民对乡城流动青年已经形成根深蒂固的偏见。城乡差别在养成了城里人的“优越感”的同时，也造就了乡下人的“自卑感”[2]。缺乏安全感的乡城流动青年在市民的冷视下，普遍认同自身的城市“局外人”身份，在城市中自我隔离。《高兴》中的刘高兴学城里人泡澡，五富却狠狠地数落他：“再洗能把你的农民皮洗掉吗?”有些乡城流动青年把自己和其他乡城流动青年区隔开来。在《美丽新世界》中，宝根的小阿姨已经落户上海，但欠债较多，生活窘迫。当宝根来了后，她一下子产生了优越感，以市民自居，强调自己与“乡下人”的不同，不肯加入宝根的创业行动。隐藏在这些举动后面的是，小阿姨因自卑而想掩饰自己曾经的乡城流动青年身份。 备受压榨的生活境遇。黑心企业常常以各种名义诱惑乡城流动青年加入其中。《我想有个家》《玻璃是透明的》《有话好好说》中都呈现了乡城流动青年聚集找工作的场景。在招工时，雇主做出了有诱惑力的承诺，可工作之后，承诺就急剧缩水，乡城流动青年成了劳动的机器。一些乡城流动青年甚至还要签下生死合同。在包工头的眼里，乡城流动青年的生命微不足道。出了人命就“一个人都不能走”或“把路堵死”，试图掩盖事故的真相。《人命关天》中的工厂为了赶工挣钱，经常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而且乡城流动青年的工资往往与劳动不匹配。《我叫刘跃进》和《不许抢劫》中都有拖欠乡城流动青年工资的情节。此外，雇用童工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许抢劫》中的童工小顺子得了白血病后，因工地欠薪没钱住院治疗而死亡。 摇摇欲坠的道德底线。一方面，乡城流动青年经常面临各种诱惑。他们对城市的特色美食、时尚服饰、高档住宅和声色场所等充满了陌生感和新鲜感。在《苹果》中，自洁自爱的小梅逐步迷失在城市世界中，甘愿放纵和堕落，为物欲而出卖肉体。《盲井》中的唐朝阳和宋金明时常接受按摩，他们明知错误，但依然去突破道德底线。另一方面，乡城流动青年在面临生存困境时容易迷失自我。《人生》中的亚萍承诺高加林一旦和自己结婚，父母会帮他找到好工作和转城市户口。虽然高加林爱着巧巧，但还是选择了与亚萍结婚。实际上，高加林等乡城流动青年都曾犹豫过，可他们在城市中无依无靠，单靠自己很难打拼出一片天地，因而面对捷径时很难把控自己。 2.乡城流动青年的权利之失 被剥夺的话语。方言成了乡城流动青年的身份标签和互动障碍，将乡城流动青年与市民清晰区分出来。《我的美丽乡愁》中的细妹因语言障碍很难在广州找到工作，后来在蛇餐厅当服务员时也因语言障碍受到老板和客人的刁难。乡城流动青年难以获得与市民互动的话语空间，只能无奈地选择沉默。《黄山来的姑娘》中的龚玲玲和《女模特的风波》中的春杏受到委屈之后，无法反抗和申辩，只能一个人暗自伤心。《上海新娘》里的单小荆即使被丈夫当作劳动工具，也忍辱负重地不做任何解释。《十七岁的单车》里的阿贵在遭受不公待遇时只能撕心裂肺地号叫，以此来表达恐惧和不平，这是他面临侵犯时所能做出的最大反抗。 被排斥的身份。身份是在社会声望方面可以有效地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特权[3]。乡城流动青年基于身份的模糊性，难以在城市中找到真正的归属。《街上流行红裙子》里的阿香为了掩盖乡城流动青年的身份，宁愿“花钱买平等”，只是希望不再被称作“乡下人”。《安阳婴儿》中的冯艳丽依靠肉体和青春谋求生存，她的丈夫于大岗也因下岗而无法帮她摆脱窘况。乡城流动青年面对着这样一种矛盾，他们的身份是农民，职业却是工人。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却不被他们所服务的那个社区所接纳，甚至被排斥[4]。模糊的身份让他们难以找到归属和认同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