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7)01-0072-10 在国内电影市场上，国产大片和视觉特效长期占据了公众注意力的焦点位置，媒体和学界常抱有极大的热情主动介入这一社会议题。①有趣的是，当公众视线普遍聚焦于大片之时，一批中小成本电影貌似在不经意间步步推进，先后迈入中国电影市场竞争的“主阵地”。这一中国电影“新力量”日渐显示出巨大的市场价值和品牌生长性，也在持续撬动、冲击着原有的市场格局。 参照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状况，姑且将8000万元人民币划定为中小成本电影和国产大片投资的分水岭。②相比电影产业市场理想化的“纺锤型”格局，国产电影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呈现为“T”字型的严重不均衡状态。自2003年中国电影全面产业化以来，工业格局的重心几乎完全向国产大片一端倾斜，助长了“以大博大”的投资冲动，致使市场基础原本就较为薄弱的国产中小成本电影更加举步维艰。某些时候，面对国产大片一支独大的市场垄断局面，“中小成本电影”这一话题恰恰凸显了媒体与学界的集体无力感——一方面，言说者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加大中小成本电影的市场深耕与类型精植，才能培养出中国电影观众票房土壤的厚度；另一方面，当我们试图以“中小成本电影”概念来抗衡“国产大片”时，却发现我们只能借助区区几个市场个案来作为支撑依据，遑论国产中小成本电影的观众定位、生产模式与美学旨趣等更具普遍性的话题。 新世纪第10个年头以来，随着国产中小成本电影的制片数量与票房产出持续递增，中国电影票房市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呈现出从“T”字型向“倒金字塔”乃至“纺锤型”的形态演变。比票房高企更为重要的是，有赖于当前中国电影观众市场的精分，国产中小成本电影经由长期实践与反复“试错”，逐渐构建起一套可资总结、复制的生产要素矩阵组合，在局部化的市场空间中完成了创制力的革新与提升，进而实现对国产大片“附庸”、“陪衬”身份的离心化运动，从公众视野的“后景”走向焦点清晰的“前景”处，中小成本电影的“创制力”亟待被言说、探讨和剖析。 所谓“创制力”，并非单纯指中小成本电影导演的文本生产能力，同时还包含与其投资规模相适应的商业运作方式、分众市场定位、观众文化趣味的迎合/改良实践以及团队品牌维护。通过搭建开放式文本生产系统，积极应对不同观众的文化分层诉求，突破传统类型叙事的框架，上述要素共同构成了国产中小成本电影的核心竞争力。 一、“中小成本”：从相对性概念到博弈性生产场域 国产“中小成本电影”概念成形之初，尚缺乏历时性的产业实践为基础硬件，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国产大片的相对性概念而被提出的。因此，在讨论中小成本电影之前，首先有必要厘清“国产大片”③模式得以形塑的历史语境。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电影逐步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扶持。从1984年电影制片厂被定性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1]到1993年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的发行模式被打破，转而“引入竞争机制，强化市场调节，还各制片单位以自主发行权与竞争主动权”，[2]国内影业直接遭逢电影商业竞争浪潮，如同蹒跚学步的婴儿，整体运动机制尚未协调好，却不得不发力加速前行。 彼时在产业实践的层面上，尚无国产大片与中小成本电影的区别，影片投资的多寡往往由场景营造的复杂程度、特效技术成本多寡决定，与票房预期的关联程度相对较低。1994年，好莱坞进口分账片一进入中国市场便形成“鸠占鹊巢”之势，缺乏有效应对策略的国内影业转而“师夷长技”，在好莱坞“高概念电影”[3]的启蒙下踏上了电影工业现代化的征途。彼时国内影业重点攻关高概念电影模式本土转化的产业难题，相较而言，中小成本电影难以引起关注和讨论。虽有《爱情麻辣烫》以300万元人民币投资豪取3000万票房的传奇案例，[4]但上述个案并不能影响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向。 进一步看，按照投资成本高低进行电影创制项目的“群落”划分，能够有效区分不同产品赖以支撑的生产模式与工业水平。自《英雄》开创“以市场营销和品牌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电影产业2.0格局”[5]以来，国内电影市场上，国产大片与中小成本电影的概念分野日益明确。《英雄》《十面埋伏》等国产大片早早地踏上了追求视觉工业奇观营造的光魔“快车”，试图于中国电影票房市场低迷之际力挽狂澜。此类生产项目大都以电脑特效捆绑明星阵容，试图达成强势感官冲击，并辅以全媒体覆盖式营销手法，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其市场导向也如出一辙，即票房常胜与高投资回报率。 作为一种相对性的概念定义，彼时中小成本电影的尴尬之处在于，既未能在作品创制层面摆脱传统手工作坊生产模式的窠臼，也未能在市场营销等方面形成差异化的竞争特点。尽管《孔雀》《青红》《三峡好人》等一批艺术佳作在国际知名电影节频频获奖，但是来自域外的文化认可并未如片方所期望的那样，在短时间内以较低折扣转化为本土市场的宣发优势，致使这些作品迟迟无法跨过宣发门槛。贾樟柯曾以堂·吉诃德冲击风车的殉道者姿态，安排其威尼斯电影节获奖作品《三峡好人》与张艺谋的古装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日上映对垒，导演勇敢地向公众发出诘问：“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会关心好人?”[6]无独有偶，导演王小帅同样面临小众电影市场空间不断遭到挤压的困境。《日照重庆》在戛纳电影节遭遇“商业味太浓”的差评，同时又被国内投资方质疑商业元素不足，只好转而呼吁“有良心的电影”。“从艺术电影到商业片、‘严肃电影’，再到‘有良心的电影’，导演在商业宣传、艺术修辞与道德抗辩之间轮番‘变色’，构成一幅不断抱怨并拒绝长大的青春期写照。”[7]上述抗辩事件或许可以凭借国际奖项的“赋魅”而占据舆论“头条”，但是这种公共舆论资本缺乏足够的市场发酵空间，无法持续激发受众购票进场的意愿，自然难以有效地完成市场资本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