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依法治国、政治透明等多方面都已取得显著进步。但“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是今天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邓小平同志曾说：“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新世纪以来，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强调，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12年3月14日，温家宝同志在“两会”新闻记者会上说：“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2]201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一文，其主张是，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强调要基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治久安，以无私无畏的责任担当，按照党中央的要求，不失时机地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及时把风险化解在当下，为党和国家赢得光明未来。[3]2012年8月6日，《人民日报》又围绕学习贯彻胡锦涛同志有关讲话，刊发“深刻把握伟大事业总体布局的重大部署”一文，其主张是，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把政治体制改革摆在改革发展全局的重要位置。[4]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多次强调，改革是中国最大红利，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和全面深化改革。2012年12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向深圳莲花山邓小平雕像献花篮时强调：改革开放要有新开拓。[5]他还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体制、机制、程序、规范以及具体运行上还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发挥人民创造精神方面也还存在一些不足，必须继续加以完善。”但设计和发展国家政治制度，必须注重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形式和内容有机统一，要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6]李君如将习近平同志改革思想阐述如下：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更深刻地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更自觉地把握改革开放的规律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新一轮改革是“全方位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综合改革”，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的全面改革。[7] 对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定适宜路径和突破口尤为重要，诸多学者已为此建言献策。王贵秀(2002)认为，应把发展党内民主、改革和完善党内领导体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8]吴玉荣(2003)认为，村民自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9]刘世平(2007)认为，完善和健全民主集中制，规范其运行程序，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10]许耀桐(2010)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要具有综合性、单级性、低层性和深刻性，从这四个要件看，应以县级政治体制改革为突破口。[11]于建嵘等(2008)、蔡霞(2010)等多位学者也均强调，应以县政改革为切入点来启动国家政治改革。鲁晓琴等(2005)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实行渐进式战略。[12]杨立新等(2005)认为，应实行“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重，最佳路径是把党内民主建设和培育公民社会作为重点予以大力推进。[13]孙卫华(2011)认为，当前政治体制改革难点在于，缺乏明确的具体化的步骤措施和目标取向，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大。[14]秦宣(2014)认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敢于突破既得利益的障碍。[15]张光辉等(2011)认为，积极推动参与式民主成长和发展，是促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而有效的路径。[16]刘天旭等(2013)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若要获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彻底改革现行政府财政预算管理制度。[17] 政治体制改革事关国家未来与根本命运。一方面，基于现实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另一方面，改革自身面临未必成功的风险。切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可铸就合作共赢的良好局面，可巩固党的领导并构建国家与社会的长治久安，可为万世开太平；而不合理的政治体制改革则会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彻底葬送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遗患无穷。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是共识，当前要务不在于探讨是否要改革，而在于分析改革的风险、探讨如何化解改革风险、探寻可行改革路径，从而保障改革成功。既有相关研究已取得大量成果，但在平衡改革中各方利益、化解改革阻力与风险、保障改革有效推进、进而取得根本性成功等方面，理论支撑和对策仍有诸多薄弱。帕累托改进原则和经济学理论与方法，有助于探寻可行路径以及风险控制和化解之策，可一定程度弥补既有相关研究的不足。 二、改革应防范之风险 总览中国历史，社会大动乱主要成因有三，一是底层暴动；二是高层大分裂；三是外敌入侵。其中，底层暴动是最常见和最主要原因。底层暴动又多因社会底层饥寒交迫，多因天灾人祸导致民不聊生。不过，底层暴动、高层大分裂与外敌入侵只是大动乱的直接原因，其最根本深层原因则是合法性危机，即政权缺乏社会公众的一致赞同。否则，再严重的饥荒也不会导致以杀戮核心统治集团为手段的旨在推翻时政的暴动；历史上再强大的外敌也难以匹敌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传统中国。况且，据经济学诺奖得主阿马提亚·森等人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发生灾荒的根本原因并非食物短缺，而是食物分配机制不公平和资源配置不合理。而资源配置不合理又是合法性危机的重要表现。高层大分裂多为军界高官所致，而且无论军界高官还是政界高官，在发动政变和制造分裂时，理由多是最高当权者的非合法性，并借势底层暴动。外敌入侵多是在政权合法性丧失殆尽时，其成功也多是借机底层暴动。因此，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纵然动乱灾难万千，其共同根本原因都是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不断累积，促成了导致社会大动乱的三大直接原因。而某次动乱的具体成因，则是上述三种直接原因不同程度的组合。每次大动乱之后，一般都是合法性相对较高的势力最终获胜，但却都没从根本上解决合法性危机问题，社会各阶层之间仍缺乏有效沟通与共识。社会缺少以和平手段纠正主导资源配置的国家强权的错误的机会，最终不得已而诉诸暴力。由此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治乱循环。对于导致社会大动乱的因素，政治体制改革工作必须认真考虑并努力避免之。合理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引发动乱，而是可以规避甚至从根本上化解这些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