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领域中的传记研究在207世纪下半叶以重回“生命写作”(life-writing)的思路开拓了新视野和新课题，但电影领域中的传记片研究则长期困于一个窘境：一方面是电影市场不断推出高端传记片，奥斯卡等顶尖电影奖中传记片获奖的成就显赫，另一方面却是史学家和批评家持续的严厉责难，甚至传记片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类型都争论不休。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媒介文化和学科领域中的类型边界是延续伸缩和相互渗透的，我们即可以将传记片重新建构成一个具有创造力的研究场域，进一步探讨有关文学与电影、历史与虚构、记忆与想象等跨界的艺术与学术方面的新发展。正如电影改编文学中“忠实”问题的研究可以用来解释传记片中“生命写作”的新方法，“民族志”(ethnographic)纪录片研究的新概念也敦促我们从主体/客体互动写作的角度再度考察传记片。 一、传记与传记电影 在文学领域，传记是一个传统的类型，其诸多的英语名称涵盖不同的写作规范和文类与形态。“Biography”(传记)虽然词源来自古希腊语“biographia”，但1683年才开始进入英文。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这么定义“传记作者”(biographer)：“一个书写生命的作家，一个描述具体人物行动——而不是国家历史——的叙事者。”“生命写作”是一个纯英文词，18世纪以来长期使用，可以同时指涉“传记”和“自传”(autobiography)，即自我生命的书写。但在英文词“自传”出现之前，“回忆录”(memoirs)已在18世纪初期从法语进入英语，指作者对自我生命及相关事件的记录，格式不如自传那么规则，却比自传更关注社会和历史背景①。 显然，诸多英文术语的词义数百年来几经变迁。就目前的含义而言，我认为“传记”传达了一种较为静态的、约定俗成的呈现模式，似乎历史的真实可以完全得到客观的“记录”，而记录的媒介(文字、影像、声音等)由此尽可能地销声匿迹。相对于这种理想中可能“透明的”记录，“生命写作”则凸显原来似乎“隐形的”媒介和作者，进而强调一种动态的、主体性的介入与再创，这里的主体性既指传记人物的自我建构，也指写作主体的创意叙事。由此可见，从“传记”到“生命写作”的术语调整背后是一种从作为名词的“故事”(narrative)到作为动词的“叙事”(narrate)的根本性的概念转变。从更大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观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的“生命写作”力图将传记、自传、回忆录等生命故事整合成一个庞大的叙事研究新领域，由此推动了传记写作对象的民主化和生命经历的多样化，内容逐渐包容以往被忽视的主体(如非精英阶层和少数族裔)。在生命故事之外，写作本身作为媒介和调节过程也得到重视。这里涉及的关键问题包括：谁在写作?谁的生命?谁的故事?为谁写作?为什么目的写作?在什么语境中写作? 阅读近年的英文传记电影研究，我发现许多学者都指出长期困扰传记电影的一个窘境：传记片被视为一个“受人尊敬但名声很低的类型”②。这里，“受人尊敬”是因为这一类型中出现了大批众人皆知的传奇性历史人物(如莎士比亚、林肯)，并吸引了不少著名电影导演(如威尔斯、斯皮尔伯格)的参与，而“名声很低”却是因为这一类型在电影研究中远不如情节剧、歌舞剧和西部片等主流类型那样受到学者的青睐。举个近年的例证，或许与此“名声很低的类型”有关，斯皮尔伯格就不愿公开将他导演的《林肯》(Lincoln,2012)视为一部传记片③。 传记片属于电影研究的一个偏科，不过“这个长期遭受毁谤和误解的类型”在“批评界嘲笑的同时又得到电影界的高度重视”④，因为从20世纪末开始，高端(即大投资、大明星、大导演参与)的传记片大量出品，传记片获得的顶尖电影奖项也令人羡慕。譬如，“在2000年与2009年之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和最佳女演员的二十个奖项之中的十二个都颁给了在高端电影中扮演真实人物的演员”⑤。不仅仅最佳演员，近年美国和英国电影大奖的最佳配角的提名也包括大批的传记片⑥。 与业界一贯的显赫名声相比，传记片在学界长期问津者甚少，以致传记片是否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类型都争论不休。许多学者认为，传记片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类型风格，其叙事模式经常依赖情节剧，内容取材于历史片——包括欧洲的“遗产片”(Heritage Films)或战争片等，只不过叙事客体聚焦于个人而非群体。较早致力于传记片研究的卡斯滕(George F.Custen)下了这么一个定义：“传记电影描绘过去或现在的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命。”⑦传记片一般指故事片，不一定包含传记纪录片(如自传体纪录片)，后者一般分在纪录片研究范畴。 在英文中，“传记电影”(biographical film)亦称“传记片”(biopic,bio-pic,bio/pic，卡斯滕用后者来区分“生命”与“影片”之间的异同与互动)，其发展大体分为经典好莱坞时期(1927年至20世纪60年代)和后现代时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卡斯滕发现经典时期的传记片确立了“一个为大众而塑造的成名的轮廓，其中人物的伟大具有类型性，而差异也处在可以控制的边界内”⑧。经典传记片强调英雄人物挑战“困境”而以“凯旋”告终。按维达尔(Belén Vidal)的分析，经典叙事模式主要遵循两条轴线；一条是“目的论的”轴线，即故事强调“真实性”和“线性发展”，经常以“闪回”等后设的观点来结构一个倒叙框架，以此推论一个“命定”成为英雄的历史人物；另一条是神学的轴线，力图为该历史人物的“伟大”提供道德依据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