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高中阶段是义务教育向非义务教育的转折点，该阶段的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分流(以下简称普职分流)是我国教育分流的重要机制，并最终影响学生的学业成就(方长春，2005)。目前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中专、技校等，以下简称职高)已与普通高中教育(以下简称普高)形成并驾齐驱之势。《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674.76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5.06％，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678.1万人，普通高中毕业生799.0万人，两者之比约为1∶1.5。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更是明确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突出位置。然而，目前有关教育不平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各阶段教育的机会不平等(李春玲，2010；吴愈晓，2012，2013)，有关普职分流影响社会分层的成果并不多见(王威海、顾源，2012)。例如，许多这一类研究聚焦于重点中学与非重点中学的教育分流过程，关注其背后的家庭背景因素(方长春，2005)，或该类教育分流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王威海、顾源，2012)，而对高中阶段开始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流的影响关注不够。 那么，如何理解高中阶段普高/职高教育对个体在就业市场的表现产生的影响？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关注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本文试图从就业市场的表现对此进行解答。既往研究对普/职教育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将职高教育视为社会中下层向上社会流动的“捷径”，因为选择职高教育比选择普高教育有着更好的就业机会与发展前景，且选择职高教育不需经历大学四年，更省时间，也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初中毕业后，选择职高教育是“无奈之选”，是“技术选择”的结果：由于高中教育有着较高的淘汰率，一些初中毕业生成绩达不到普高的分数线，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职高教育。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考察高中阶段普/职教育的选择过程，而是从就业市场表现(如职业地位)揭示普高/职高教育的真实市场回报，为考察人们选择普高/职高教育的原因提供参考和依据，并尝试对当下职高教育招生难的社会问题进行回答。从就业市场回报的角度比较普高教育与职高教育，不仅可以弥补以往关于教育不平等研究的不足，也能为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提供参考依据。此外，本文还对高中职业教育改革的两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一是高中职业教育体系的封闭性问题；二是高中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优势问题。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从教育与就业市场联结的情况进行教育政策评估是教育评估中的经典议题。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国际上关于发展中国家要不要进行职业教育的争论中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毕业生在市场上的表现视为讨论的焦点(Fuller,1976; Bennel,1996; Psacharopoulos,1987)。例如，在东欧社会巨变的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关于普通/职业教育分流的文献十分关注以专有人力资本培育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能不能适应急剧的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转型这一问题(Malamud & Pop-Eleches,2010)。事实上，每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经济驱动力由禀赋驱动(即靠增加资本和劳动力生产要求投入量驱动经济总量增长)转向效率驱动(即生产要素投入不变，靠提升效率驱动经济总量增长)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对熟练技工要求越来越多，进而导致就业市场的结构失衡。因此，相关国家往往会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解决熟练技术工人的供给不足。与此同时，是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更符合国家与社会需求就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再度转型时，学术界关于普职分流与就业市场联结程度的研究也会伴随着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反思而兴起。例如，在我国台湾地区，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20世纪90年代末反思职业教育的研究不断增多(黄毅志，2011；林大森，2002)。同样，因泰国和印尼等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这些国家的学者们也基于对调查数据的分析，不断地从劳动力市场的表现评估职业教育政策(Hawley,2003; Moenjak & Worswick,2003; Newhouse & Suryadarma,2011)。关于职业教育的相关争议在我国也存在，且学者对是否应该发展职业教育存在较为矛盾的观点。尽管许多有关职业教育评估的研究都肯定了职业教育在市场上的优势，但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市场优势在招生时却没有体现出来，大多数职业学校都面临招生难的问题。事实上，最近也有研究指出了职业教育在市场联结方面的问题。例如，刘万霞(2013)认为，当前中职教育的质量较低，与市场需求脱节，社会认可度低。基于本文研究目的，下文将分别基于支持者与反思者立场，对探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和就业市场联结情况的文献进行回顾。 (一)职业教育的支持者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