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性目标。“从统治、管理到治理，言辞微变之下涌动的，是一场国家、社会、公民从着眼于对立对抗到侧重于交互联动再到致力于合作共赢善治的思想革命；是一次政府、市场、社会从配置的结构性变化引发现实的功能性变化再到最终的主体性变化的国家实验；是一个改革、发展、稳定从避免两败俱伤的负和博弈、严格限缩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再到追求和谐互惠的正和博弈的伟大尝试。”①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五个现代化”(前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在现代性对于中国还是一项未竟之事业而言③，无疑顺应和承载了融合现代性的艰巨使命，即从侧重于经济绩效优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逻辑向侧重于社会公正价值诉求的和谐型国家治理逻辑转变，从以政党主导的组织化调控为核心的单一治理模式向以政党、新兴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合作共治的制度化调控为主的综合治理模式转型。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国家治理能否在现代性融合中把握国家治理的价值目标、背景动力和路径指引的关键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完善与制度的功效能否得到有效的发挥。因此，从现代性的视角对中国国家治理转型困境的内在根源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制度认同的角度来把握现代性融合进程中国家治理变革的趋向，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现代性视角下国家治理困境的内在根源 (一)转型期中国国家治理困境的成因、表现形态、危害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结构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呈现出一种“从总体性支配到技术型治理”⑤的转变。改革开放前所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高度合一的“总体性社会”⑥开始逐步解体，国家不仅从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领域也呈现出一种逐步撤离的态势。改革从最初在农村、国企和地方财政等领域普遍推行承包制改革并形成双规制下的二元社会结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央和地方关系进行重构的分税制改革和在政府推动下进行的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再到新世纪不断强化的行政体制改革，同时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进行社会建设。⑦虽然取得了非凡的经济成就，但这种偏爱经济绩效的实用主义路径指引下的改革所引发的困境也不容忽视，具体表现为：双轨制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模式虽然突破了总体性支配，激发了经济社会的活力，但却带来了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巨大鸿沟，造成中国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所需要的制度供给不足；分税制改革和全面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利于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障碍，但同时也容易造成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失范，在财政支出的压力下转而寻求在体制外攫取经济资源，与民争利现象十分突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进行的社会建设虽然保证了转型期中国的政治社会稳定，但也造成了社会资源大部分集中于精英阶层，资源分配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阶层固化的现象严重。各种形式的社会问题在叠加效应的作用下呈现出盘根错节式的治理困境，所引发的危害不容小觑：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失衡造成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社会分化进程中公平信念的消解导致社会不满情绪高涨，社会整合机制趋于瓦解⑧；权力寻租、社会失范、信任缺失问题严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的差距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而引发各式各样的民生问题。⑨转型期中国的国家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代性挑战。 (二)现代性视角下国家治理困境的内在根源 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维度和“历史—价值”范畴，发轫于西方理性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从形态上来看，现代性表征为人类有“史”以来在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知识理念体系和“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其相应的文化制度方面发生的全方位秩序转型，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建立在“人的主体性”基础上的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社会发展模式和制度载体。⑩现代性的总体特征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念的理性化、文化语境的世俗化、经济运行的工业化、政治制度的民主化、社会建设的城市化以及行政组织的科层化等。(11)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体现为“现代化为实现现代性的一种过程。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之结构性的问题反思，乃是现代化社会运动的一种思想检讨结果。”(12)现代性之于现代化的反思特性在于，在现代化系统再生产的过程中，作为现代化实践本身的新认知即现代性总在不断地改造和检验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从而在结构上不断优化现代化的功能。(13)将现代性的反思特性置于国家治理的现实场域中，可以发现，现代化的过程促使人们的知识增量急剧扩展，并通过教育、大众传媒等途径将知识信息广泛传播于全社会，从而使人们的社会心理、价值观念和期望值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一切对传统的基于血缘、组织关系以及人情所铸就的富有人身依附性的熟人社会的组织结构带来了猛烈地冲击，并通常转化为人们对既往社会的管理秩序和运行规则的不满和抗议，从而引发社会的动荡。(14)而现代性作为理性化的公共文化精神和社会运行机理不是偶然、单维度地附着于现代社会的某些领域或层面，而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运动内在、深层次地渗透到现代社会和现代主体的每一个方面或每一个向度，并通过确立价值规范层面上的自由、民主、平等、法治、正义、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和文化精神层面上的理性、启蒙、科学、契约、信任、主体性、反思性、个性、自我意识、创造性、超越性、参与意识、批判精神以及制度安排层面上的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理性化和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来反思和化解现代化过程中所引发的秩序解构、社会动荡等问题，从而优化社会结构，保障制度变迁的平稳过渡。(15)正如亨廷顿所言，“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6)因此，对于正在现代化道路上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为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积极稳妥的策略只有以一种义无反顾的姿态拥抱现代性，并通过对国家治理的结构模式进行适应性的变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够有效化解和应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所面临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