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理论困惑 尽管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与共同追求，但对传统国家结构向现代国家体系转型过程的认识，学术界依然没有取得太大的进展，不仅过于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学家们缺乏对转型细节与路径的关注，而且强势的经济学家们在国家治理结构分析方面的表现同样无法令人满意。以至于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均导致了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制度本身“正义性”的质疑(Piketty,2014)，而政治家在解决危机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现代“非理性”行为①，也不断在现代国家内部的学术界激起关于现代经济学“理性神话”(Caplan,2007)的反思。 确实，尽管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相应的经济理论研究却并未取得太大进展，经济学家不仅对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缺乏兴趣，而且对作为现代文明内核的现代国家经济内涵的解释也乏善可陈(宋丙涛，2015)。作为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曾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志得意满地停留在对现代国家内部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进行精细化描述的层面，但对现代国家诞生过程的解释却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曾经名满天下的新制度经济学(诺斯，1994；诺斯、托马斯，1999；Acemoglu & Robinson,2008; Ogilvie & Carus,2014)尽管将制度的内涵从微观的产权扩展到了宏观的议会，从开放性、包容性制度扩展到了普适性制度，但他们的研究同样过于关注抽象的意识形态，而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的经济内涵与构建路径没有太多关注，因而他们既未能解释符腾堡与荷兰早期强势议会在经济增长与国防保护方面的失败(Mokyr,1999,2000；爱泼斯坦，2011；Ogilvie & Carus,2014; Song,2015)，也无法解释高调的普适性制度(比如美国的民主制度)力图用非经济理性的政策(Caplan,2007)来拒绝或排斥其他经济主体享受现代经济制度带来的收益所引发的全球性集体利益冲突。 当然，现代经济学家们之所以未能在解释现代国家治理结构转型方面取得进展，主要是由于在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处于主流核心地位的现代经济学，既未能对发源于英伦三岛、成熟于美国的现代国家结构的起源过程进行认真的分析，又未能对长期屹立于东方的古代国家的治理结构予以全面的研究，从而导致了对作为国家治理结构核心内涵的重农主义与重商主义的经济意义②的误解。因此，在经济史学家不断还原现代文明诞生真相的过程中(霍布森，2009；赵林，2005)，现代经济学家未能在现代国家治理结构转型的解释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 正是在这个结构与转型理论缺位的背景下，中国的体制改革才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而鉴于早期的改革源于对传统宏观治理结构效率低下的深恶痛绝，因此，对微观市场经济的引入与对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经济学的崇拜，自然成为当时的最好选择。但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效率并不能弥补国家治理结构在提供生存保障公共产品方面的缺失，国家治理结构的缺陷很快使得集体利益冲突升级，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与思想混乱，甚至会给现代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显然，一个能解释现代国家治理结构经济内涵与转型路径的理论，对于防止我国的改革陷入要么全盘西化、要么僵化倒退的两难局面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当然，这个新的理论体系不仅要能解释西方现代国家治理结构在传统国家内部的诞生，而且能解释东方传统国家治理结构长期延续的经济原因，从而可以为中国在传统国家的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转型努力提供智识上的贡献。为此，本文首先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对国家治理的内涵进行解读，然后以公共产品需求结构变迁的规律为依据，分析了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的经济效率逻辑、生存竞争逻辑、集体行动逻辑与动力机制路径。本文的研究表明，农耕国家与现代国家一样，都有比较成功的治理结构，但二者又有所不同，传统国家因为提供了内部秩序与执行效率而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加，却失败于国防能力的相对不足；现代国家由于其国防能力与发展型公共产品的供求吻合效率而带来了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工业革命的爆发，但却因缺乏利益协调的哲学理论与治理机制，而不时被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拉回到种群生存竞争的原点。 二、国家治理结构的经济学解释 1.现代主流经济学对国家治理结构的漠视 尽管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很好地揭示了市场机制建立之后的私人经济的运行规律，但作为市场机制构建者(爱泼斯坦，2011)的国家治理结构的内涵却迟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众所周知，斯密在《国富论》中，一方面虚构了商业社会中具有互通有无倾向的经济人(Morgan,2006)；另一方面，他又分析了关注现实生存目标的国民，并指出，对现实中的国民而言，国防是比富裕更为重要的目标(Olson,1963)，因此，即使对古典经济学来说，国家治理结构也是一个比市场交易结构更为重要的制度设计。 确实，现实中的国民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放弃所谓的市场经济理性(Caplan,2007)，不得不为了生存而求助于集体行动，因此，普适性的人类经济学就必须从人类的集体经济行为入手进行分析。特别是，这些市场经济学不能解释的国家经济活动与国家治理结构不仅是先于市场经济而独立存在的，而且还决定了市场交易结构本身演进的成功与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