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7)01-0005-08 以美国南北战争为题材和背景的内战片在美国电影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整个默片时代，大约拍摄了500多部内战电片[1]。有声电影兴起后，至今拍摄了200多部内战题材的长片。这样加起来，美国内战电影总数超过了700部。这还不包括数10部内战电视剧、内战纪录片以及260多部反映内战老兵与内战纪念活动的新闻纪录片[2]。 本文站在美国百年内战电影史的宏观视野，阐述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美国社会特别是南方社会对内战及战后重建的集体记忆和历史重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南方迷思”，重点分析这种历史迷思对格里菲斯《一个国家的诞生》(以下简称《诞生》)的直接影响，揭橥《诞生》创作主题的基本范式，以及对其后一个世纪内战电影的深远影响，从而为百年美国内战电影研究提供了一种文化历史学的分析框架。 一、“失去的事业”：南方的内战集体记忆 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南方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树立起前邦联将士的塑像和纪念碑，仅弗吉尼亚州首府理士满的纪念碑街，相继耸立起罗伯特·李将军、斯图尔特将军、戴维斯总统、石墙杰克逊等一系列碑像。这种轰轰烈烈的“造像运动”是战后南方人重构内战历史记忆的重要努力之一。 在这场异常惨烈的战争中，南方人输掉了几乎一切，包括战前的庄园经济、悠久的奴隶制度、巨量的物质财富、高贵的自尊荣耀，还有28万死于战争的宝贵生命。战争结束后，对于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南方精英们急于寻找一种对于这场战争的合理化诠释，为生活在战后废墟中的南方人提供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撑，同时也为争取北方民众对南方战后事业的认同与支持。 以罗伯特·李将军昔日部将加贝尔·欧利为代表的一大批邦联军队退役军人开始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文化精神层面的新的“南北战争”，他们通过出版战争回忆录、编辑报刊杂志、成立邦联退伍军人联盟等组织、修建纪念碑像、召开纪念大会、开展“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等方式，从南方人的视角重新书写内战历史，彰显南方在所谓的“正义之战”中的神圣事业与集体精神。与此同时，南方的政客、官员、商人也出于各自的目的，充分利用南方人的内战传奇作为政治资本。这两种力量声势浩大，相互激荡，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失去的事业”(the Lost Cause)的历史迷思。 从形式上看，“‘失去的事业’包括各种符号标识、神秘传说、典礼仪式、神学思想和各种组织活动，所有这些都为了满足战后南方人的重大关切”[3]；从内容上看，所谓“失去的事业”历史迷思大致包括法理、社会、历史和精神四个方面。它将内战视为南方争取独立自由的正义事业，从而站稳法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它以怀旧心理极力渲染战前南方社会的田园诗美景，美化奴隶制度下的南方生活，不断吟唱南方惨遭战争蹂躏的哀歌；它运用大量史实论证南方与北方在力量对比上的巨大反差，强调南方人顽强作战、以弱胜强，终因势单力薄而不幸惜败；它突出南方人为保卫家园、捍卫理想而战的浩气长存，鼓舞战后南方人像前辈一样昂起高贵的头颅，重燃南方未来的希望。著名内战史学家格雷·葛尔格指出： 大多数直到战争后期仍寄希望于建立一个奴隶制共和国的前邦联分子，并不相信自己进行的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后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培植一种邦联集体记忆，将其战争的牺牲与失败涂上一层荣耀的光芒。这种内战诠释强调战前南方社会与奴隶制度的自然和谐，南方脱离的宪法基础，战争爆发的缘由，战时社会的特点，以及南方战败的原因。这种广泛流传的“失去的事业”邦联内战观念，直接产生于参战者的回忆录、退伍军人联盟的演讲、南方烈士墓的纪念活动，以及相关的内战文艺作品[4]。 在南方人声势浩大的政治活动与心理攻势下，越来越多的北方民众逐渐认同了南方兄弟的呼吁与诉求，不再用泾渭分明的是非态度看待这场已成往事的战争。尤其是经过1876年大选，共和党候选人拉瑟福德·海斯充满争议地登上总统大位，决定联邦军队撤出南方。对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战后重建的“结束”；对南方人来说，这意味着战后重建的“失败”。此后，一股强劲的和解之风吹拂着美国南北大地。 在19世纪70年代末以后所谓的“镀金时代”，出现了诸多政治腐败、道德滑坡等社会弊端，美国社会需要弘扬战争年代南北双方的正直、忠诚、爱国、献身精神，为民众提供正面教育的素材。因此，南北双方在内战历史认同上更趋一致。尤其是南方人，他们知道战败者的后代更需要了解先辈的光荣与梦想，更需要以“正能量”的历史教育激励人心。南方战后各种社会组织，如邦联退伍军人联盟、邦联之女联盟、邦联退伍军人之子等，纷纷自觉承担起教育下一代的使命。 19世纪80年代后期，南方兴起了一股内战儿童文学的热潮。在著名内战小说家奥普提克的作品中，“北军与南军战士为了各自的事业勇敢战斗，这种英雄主义精神远比双方的分歧更重要。一种新的美国国家意识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白人英雄主义基础之上”[5]。在注重“课外阅读”的同时，南方人没有忘记课堂教育的“主渠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南方精英们成立了“历史委员会”，对北方编印的内战历史教材予以谴责和抵制，同时加紧编写南方人自己的内战历史教科书。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南方人自己的“历史教育”在南方遍地开花“失去的事业”迷思在邦联的旧土上深入人心。1875年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前邦联军队上校家庭的大卫·格里菲斯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成长起来，并且对“失去的事业”迷思笃信无疑[6]。 于是，到了20世纪初，“南方人诠释的内战史”在南北大地上广为流布，并且成功地“感化”了北方同胞，成为一种全国性的“内战集体记忆”。而此时，电影艺术正好在美国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