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9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81X(2017)01-0097-07 在国内学界，“华语电影”已成为一个囊括内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及海外华人拍摄以汉语为主的电影的全称，但在港台、海外到国内的理论旅行中歧义重重①。为此，本文从狭义的角度使用这一概念，特指两岸四地“大中华”区域的合拍电影。伴随CEPA(2003年)与ECFA(2010年)签署，内地与港台有了更紧密的产业合作②，华语电影成了中国电影生产极其重要的模式，在国内市场已占据绝对的票房优势。从应然的维度上说，华语电影是一种在世界华人范围内的资源整合、优势互补意义上的电影类型，特别是在消除现实政治的隔阂以及经济壁垒后，市场、文化、资本、技术等实现了深度整合，在文化共同体的背景下叙述民族记忆与文化传统，理应最大限度地展示中国电影的整体实力，成为中国电影亮相国际电影节、参与世界竞争的重要力量。可以说，华语电影正是在合拍的意义上显示出自身的竞争力。事实上，《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卧虎藏龙》《英雄》等合拍电影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可或缺的精品。因此，本文选取华语电影，考察合拍片乃至整个中国电影在国际范围内的文化竞争力，成为应有之义。 一、“华语电影”生产的新模式及其特征 新世纪以来，在内地经济崛起与港台相对乏力的社会背景下，国内电影市场长足发展，加之政策助力，打破了1980年代的协拍模式、1990年代“台湾的资金、香港的技术、内地的人力”的合作格局，形成“内地市场、香港制造”的新阶段。尤其是2003年CEPA的签订，国家政策的介入促成并稳固了华语电影强调娱乐的生产模式，对内地与香港本土电影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③。 从产业的角度说，“内地市场、香港制造”模式在当下已然成功。在《卧虎藏龙》的刺激下，《英雄》《十面埋伏》等大片带动产业的复苏，盘活国内市场。2011年，中国内地市场规模空前发展，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作为一种无形而强大的资本力量，市场反向影响华语电影的内容生产，“内地化”已成为当下华语电影的基本特征。如果说2009年的《十月围城》尚能保持香港身份，获取内地市场与国家政治的双重认可④，那么2014年就成为华语电影“内地化”的重要年份，涌现出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亲爱的》、许鞍华执导的《黄金时代》、徐克的《智取威虎山》、尔冬升的《我是路人甲》以及海外华人导演吴宇森的《太平轮》(上)等，也有台湾演员主演的《匆匆那年》(彭于晏)、香港演员主演的《失孤》(刘德华)、《一生一世》(谢霆锋)等。华语电影在国内主流制片力量主导下进一步“内地化”，表现为： 影片强调内地经验勾勒“中国形象”，注重表现内地的社会现实与集体记忆，题材、主题、人物与导演、演员等境外身份没有明显关联。如《黄金时代》就空间而言，注重“大中国”的整体形象，镜头辗转于哈尔滨、北京、上海、武汉、西安等众多内地城市，即便在萧红最后的滞留地——香港，也难见显著特色；就人物而言，影片不再选取与中国香港及海外有着更多关联的“张爱玲传奇”，而是关注带有左翼色彩的东北作家。《智取威虎山》的“香港消失”更令人惊讶。徐克以纽约成功的华人与东北的血脉关联构成“大中华”想象，重现了冰天雪地、林海茫茫的内地景象，饰演座山雕的梁家辉难以辨识，成为“香港消失”的表征。吴宇森的《太平轮》(上)虽然呈现了优美的台湾风景，但重在叙述国内的抗日及其淮海战争的内地场景；与其说是一部表现台海两岸的爱情片，毋宁说叙述国共两党关系、符合国内历史记忆的战争片，内地经验清晰可见。《亲爱的》《失孤》均选取真实事件，以父亲寻子为线跨越多个省份，呈现了当下中国贫富悬殊、城乡差异、拐卖儿童等社会现实。 艺术个性及其影像风格的消失，对内地市场的消费趣味产生重要影响，当下华语电影难见港台导演原有的艺术风格，出现“无个性”倾向。如果说《七剑》、“狄仁杰”系列的合拍片还能依稀看到徐克惯有的动作、机械等想象及细节，那么《智取威虎山》无论在海外华人、解放军、土匪的生活状态，还是枪战、打虎等场景，都难寻徐克风格的踪迹。《黄金时代》用一种拆解叙事的“元叙事”来标识艺术性，面向镜头讲述的“拟纪录片”解构了剧情片的风格，但也阻碍了观众的情感投入。影片取消了线性叙事，零散的影像毫无顾忌地穿插在时间与空间。这种强调自由剪辑与叙事游戏的形式感，不同于许鞍华所擅长的政治批判的风格。《太平轮》的情况也是如此，吴宇森对抗日、内战等宏大叙事的表现过于庸常，难见《喋血双雄》《变脸》等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构架。从这个角度说，内地资本对商业票房过于直接的逐利欲望，已成为电影创作难以承受之重。 价值观念的趋同使当下华语电影突出“政治正确”的叙事前提，造成观念的同质化⑤，不仅体现为政治态度，而且社会观、文化观逐渐趋同，成为当下主流电影的类型。说起来，《十月围城》之所以在合拍片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于选取了孙中山这个“大中华”地区均能接受的政治符号，以“保护孙中山”为故事架构、民族主义为价值取向，形成“政治正确”的叙事前提，给香港电影所擅长的“江湖”空间赢得合法性，这种兼容获得了国内市场、主流媒体的赞誉以及主管部门的褒奖。然而与《十月围城》相比，《智取威虎山》的国家政治意志更明确。“第二代”华人吉米在成为美国科技精英之前，却返祖寻根，重述了“四海同心”的“大中华”想象；“政治正确”不仅是故事的前提，而且内化为故事的价值所指。在社会态度上，陈可辛的《亲爱的》可谓代表。它远离了香港电影擅长社会批判的思路，忽视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富裕与贫穷悬殊等严峻问题。它以共通的人性、温馨的结尾呈现出光明的一面，削弱了这类题材的批判力量。说到文化观，《黄金时代》表现出与内地一致的价值取向，对白朗等东北流亡作家群、鲁迅、胡风、丁玲等左翼作家群、“七月”杂志同人等众多细节描述，明显倾向正面。许鞍华对革命、抗日、延安等政治符号与鲁迅、左翼作家等文化符号的表达，完全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