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威权主义、共产主义或是发展型国家来研究中国并在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学者们实际上更愿意把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模式当做一个特殊的类型来加以看待。因为相较于西方多中心、分权化及法治化治理等模式而言,中国往往习惯于采用某种非常规的治理风格和方式来处理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种非常规的国家治理方式往往被学者们称为“运动式治理工具”①、“国家运动”②、“运动型治理机制”③、“运动式治理模式”④等等不一而足。如果要深究到运动式治理的演进特点和内在逻辑,邵春霞较早意识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后的运动政治或政治动员是不同的⑤。最近的研究一方面注意到将运动式和官僚体系的常规运作看作两种泾渭分明或互为补充的治理形态,另一方面转而关注更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即运动式治理作为一种国家内部反复使用的治理模式或方式是如何从内容的非常规逐步走向形式的常规化的。可以说,这些研究都在不同方面丰富着国家治理是什么样的内涵,在不同程度上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动力。要解释中国的运动式治理,其核心因素有两个,一是威权政治的建构或者说继承;二是政党系统与政府(国家)系统合而为一,即威权政治党政一体化是产生与维系运动式治理的根本。鉴于此,本文的工作主要是从宏观政治、中观平台、微观行动与合法性基础四个维度对运动式治理进行全新理论解释,基本框架结构图如下所示。
图1 本文研究结构 众所周知,作为一种以运动式的非常规手段来开展各种治理行动的常态化国家治理模式,运动式治理的实质就是国家党政机构采用搞运动的方式来实现集权的简约化治理,具有权力发动、体制追随和人格化法治的国家治理内涵,遵循采取集中力量打一阵、放松力量停一阵,再抓紧时机打一阵、再停下脚步稳一阵的基本逻辑,最典型特点是治理手段的突击性、治理时期的间歇性和治理频次的反复性。对这种广泛使用的治理模式进行理论解释,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解释,而是要通过理论解释找到可以内在调整和校正的动力与方向。本文采用的框架或维度是政治学通常使用的三观分析法,即宏观、中观和微观,再辅之以政治系统论的合法性基础,由此便形成四维分析框架。需要说明的是,此四维分析框架并没有遵循运动式治理的某种准则,也没有基于运动式治理的类型推导,而是从整体上对运动式治理作内在变迁的演绎和转型方向的把握,并且选择的四个维度刚好满足了这种要求。 二、宏观政治维度:连续统政党体制下的权力转向 近现代民主国家或民主政府区别于传统政体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政党的兴起,可以讲,政党创造了民主,没有政党,现代民主制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政党的标准化运作来源于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现代民主制国家不同类型的政党体制都是为了便于将公众和政府联结起来,政党在工业社会中担当的法外调节作用与土地在农业社会中的依附和稳定作用如出一辙。难怪塞缪尔·亨廷顿指出:“传统政体没有政党,现代化中政体需要政党”⑥。 政党在工业经济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连续统(continuum),连续统政党体制从根本上揭示了政党执政的现象及其规律问题。萨托利将政党体制分为两种:一是作为部分的政党;二是作为整体的政党。作为部分的政党被视为多元竞争性环境中政党体制的一个子系统,作为整体的政党则表现出某种一元化领导的非竞争性。现实世界的相互联系以及易变性可以通过一个连续流来实现,历史上出现的独裁主义、法西斯主义则不具备连续流特征。连续统政党体制有力地回答了为什么会出现(需要)政党以及政党是干什么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种时尚的表达,更是一种对政治发展进程的本质看法。 然而,萨托利对于连续统政党体制的认识又是复杂的。他认为,“设定一个‘政党连续统’是不正确的,我们能设定的只是一个政党体制可以在其中恰当定位的‘概念连续统’。”⑦这里的概念连续统与“极概念”密切相关。连续统不是政党体制之间的,而是两个极所具有的特点之间的。由此,需要在连续统中放置两个向度,例如协商一致与强制、自由和压迫、表达和压制、包容与排斥等等。同时,萨托利也认识到,从普遍规律来看,连续统的政党体制又是存在并且必需的。只有理清政党体制的连续性问题,才能正确地分析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是如何演变为另一个的,科学的判断政党执政的连续性或断裂性,从而增强政党执政的方向性和手段的明确性。 为什么萨托利认为连续统政党体制在现实中重要而在理念上又不正确呢?政党体制之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问题能否通过实证的手段去解决实证性的问题,例如政党体制的计数和划分问题。实质上,连续统主要是关于一个具体的政治体制是如何演变成另一个体制的,是一个事实问题,以实际的政党体制转变为依据和证据。在方法论上,连续统关注的是我们怎样才能抓住现实世界中的相互联系,并沿着这一条道路走下去,从而把分类的非连续性变成某种程度上的连续性。⑧因此,连续统政党体制或者政党体制的连续性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与思考国家治理的理论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