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武训传》1950年底上映，1951年即遭到批判，1986年4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为武训恢复名誉的批复》，2012年电影DVD公开发行并引发关注。这一系列事件历时六十多年，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化生态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意义并非体现在“开各种政治批判先河”这一比较浅表的论断上，或将80年代以后对影片的重评、平反简单视为文艺界纠正“极左”路线的成果。而是体现在：这部电影及其所引发的争议，反映出“人民文艺”的深层难题——如何在动态的历史中理解人民文化的本质? “人民”是现代中国革命的重要概念，内涵不同于“大众”，除了人数众多、在旧的利益结构中处于受压迫受剥削等特征外，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在动态历史中不断成长、不断自我更新，既从外部获得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也从内部确立主体性。人民文化相应地也就包含着人民在文化领域获得文化权力和建构文化主体性这两个问题。这是现代中国在民族与文化俱危的困局中克服危机、获得新生的关键；而在现实历史进程中，对人民文化权力与文化主体性的逐渐淡忘，是人民文艺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僵化、保守直至失去活力的内因。电影《武训传》比较早且有代表性地呈现出对人民文化主体性的本质误读，其核心问题，一是忽视文化本身的权力关系的性质，将其抽象为无阶级性的读写能力；二是忽视人民在现代中国进程中的历史主体性特征，将其简化为天然的穷人。因此，在电影中，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共一直致力创造的“新的人民的文化”被简化为“穷人识字”。 毛泽东给《人民日报》的社论包含着对这一误读作出的批评，但并未具体展开。而这一问题本应在文化领域得到充分透彻的辨析，从而在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转型的历史时期激发出人民文艺新的创造力和生长点。但是50年代的批判却更多从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经济论的视角出发，没有从文化内部探讨这一分歧。随后，影片更随着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被纳入“极左”路线与思想解放的二元对立表述中，无论受到批判还是得到平反，都是为外部大环境所挟裹。 六十余年间，围绕这部电影有影响的讨论，主要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否用“改良主义”、“投降主义”否定武装斗争；二，是否体现出“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 第一，改良主义、投降主义是50年代批判影片的主要论断。①这是从毛泽东社论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以及“奴颜婢膝”等表述演绎出来的。这一演绎从传统马克思理论出发，带有强烈的唯经济论色彩，并引发了后来对历史上的武训“放贷积钱”剥削性质的调查讨论。这些论断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影片忽视(或回避)封建制度对农民的经济剥削问题。但是放过了毛泽东社论的另一个，甚至可以说就影片而言是更内在、也更重要的问题，仅就文化问题而言，影片与中国革命所要创造的新文化之间存在着本质分歧。要理解这一分歧，需要借助葛兰西对传统马克思视野的修正，即，将文化理解为不同利益集团(或阶级)之间权力关系博弈与斗争的场域。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武训一生通过“为穷孩子办义学”来反抗，而最终他的反抗对象却反而表彰他?换言之，从为穷人的立场出发的武训，为什么会成了压迫穷人的封建王朝的文化英雄? 第二，近年来，有学者从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差异来解释其文化逻辑的错位，体现出深入到历史逻辑中的学术深度。②但这一解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根本性质的更迭在于阶级性质的更迭，即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而跨越建国前后的电影《武训传》较之此前民主启蒙时代的《阿Q正传》《祝福》等作品，恰恰体现出国民性批判到阶级斗争叙事的更替。在《阿Q正传》《祝福》中，阿Q、祥林嫂与上层阶级固然构成对立关系，但是，无论是阿Q还是祥林嫂，这种对立都不是自觉的，更无主动斗争。而阿Q与王胡、小D之间，祥林嫂与其他帮佣之间，相互戕害凌虐，毫无“同一阶级”的认同。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叙事重心也不放在阶级冲突而是放在国民性批判上。与之相比，电影《武训传》体现出鲜明主动的阶级意识。武训、周大、小桃等贫苦人民与封建朝廷、张举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而下层劳动者之间，团结互助，共同反抗压迫，形成同一阵营。而且，这种阶级对立结构，既构成影片的主要矛盾动力——小桃之死、武训报仇、周大造反这条情节主线，均由这一矛盾推动发生；也构成影片主题——通过教育解放穷苦人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将《武训传》受到批判的历史原因解释为固守新民主主义立场，没有跟上日益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进程，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在大半个世纪的讨论中，对影片所体现的文化逻辑与人民文化理想之间根本分歧的忽视，体现出自延安文艺运动以来，“创造新的人民文化”这一理想，即使在左翼文化内部也难以被深刻理解和广泛认同的历史困境。所以，今天有必要从“人民文化”的本质内涵出发，理解《武训传》与这一文化的真正分歧，从而理解其文化立场与人民文化立场的根本差异所在。更进一步，有必要在这样的梳理和讨论中，重新看待电影《武训传》所呈现出来的问题，从而理解人民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后所遭遇的困境，以及这一困境与今天文化语境的关系。
一、人民文化的本质内涵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固然使用了“奴颜婢膝”、“不去触动根本”这样一些很容易演绎出投降主义、改良主义的语言，但他批评的要害，乃在于指出武训所宣传的文化，其本质是封建文化，在武训的时代，这一文化与整个封建制度一体，已经腐朽没落、行将崩溃。而电影却无视这一文化的本质，将武训宣传这一文化的行为，纳入“为人民服务”的主题下加以歌颂。纵观毛泽东从40年代直至建国后在文化问题上的一系列论述和实践，可以清晰见出，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文化的本质从来不是抽象的知识，更不是无意识形态内容的读写能力。他对文化的理解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文化的阐释非常接近——是历史与社会的现实进程中，各个阶级权力关系斗争的呈现与产物，同时也是一套能够影响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认同机制。正是在这一视野内，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包含武装斗争求得民族独立与夺取政权的目标，也同样包含重构新的文化权力关系和文化主体的目标，从而越出单纯的暴力革命范畴获得“文化革命”的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