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陆川 访问：樊启鹏 整理：张宗峰 影片性质与创作缘起 樊启鹏(以下简称“樊”)：《我们诞生在中国》这部影片，您似乎刻意回避“纪录片”的界定，为什么要一直强调它不是纪录片，这个身份认定很重要吗? 陆川(以下简称“陆”)：从创作角度来说，我一直坚持认为它是一个故事片。在我的认知中，纪录片的本质是对现实的还原以及一些应用性规定。我们的创作跨越了这个界限，违反了很多准则。在我学电影的时候，纪录片是不能伪造现实、伪造事实的，而《我们诞生在中国》是直接编故事，如果这还可以放在纪录片领域，那故事片和纪录片就没有界限了。我觉得纪录片还是要忠诚于现实、忠诚于自己被拍摄的客体。当很多人一直坚持说它是纪录片时，我内心很惶恐，怕有科学家站出来说事实不是这样。好在整个放映期间，虽然有一些声音出现，但没有形成一股批评力量。有人说我把它当作故事片是看不起纪录片，真没这个意思；也有人说我是觉得纪录片不好卖，其实也不是。我很清楚地知道，它是诞生在剪辑台上的虚构故事。 樊：您是在很自由地创作一部电影? 陆：对。因为我当时跟迪士尼在讨论怎么做这部电影时，迪士尼说他们倾向于去做一个偏纪录片的东西。我说我是故事片导演出身，是否有权利带入一些虚构的内容，他们说可以，找你就是希望拍一个有个人特点的片子，讲述东方神秘国度的野生动物故事。 迪士尼很在意故事性，后来我才知道在他们所有自然电影创作中，导演都或多或少加入了虚构成份，只是不像我们还专门来探讨。中国电影创作者面对的评论环境并不宽容，所以我希望预先把自己的底线说出来，而不必等别人去揭秘、告发说这部电影不是真的，而是编的。可以说，我是带着一种防御性的心理提示公众，这是一个故事，我们是以故事的方式来创作的。比如熊猫生孩子，不是她后来又生了孩子，而是那只小熊猫就是第一个孩子——美美，正常顺序是熊猫生了个宝宝，慢慢长大，学会爬树，最后走掉了，我是把开头的镜头放到结尾了。关于雪豹，果壳网出了一篇文章，那个作者很厉害，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像他说的，我真的是拿9只雪豹的素材剪出了一个故事。达娃之死的所有素材已经被放弃，太血腥、残酷，是不能进电影的，我从这个已经废弃的素材里边挑选画面，剪出了达娃之死。 樊：画面本身是真实的吗? 陆：画面是真实的，达娃这个角色是虚构的，是由9只雪豹组织的一个故事。我们拍到一只雪豹死了，很多人说你为什么不去救那只雪豹，这个没法回答，那只雪豹跟牦牛搏斗完之后，就自己跑了，也没看出受什么重伤，而且是一只公雪豹。 樊：电影史中一直都有这么一类跨界的电影，像上世纪50年代的《大冒险》，还有日本的《狐狸的故事》。无论如何，它们还是跟常规故事片不一样的，虽然您不把这部电影划到纪录片范畴，但一些观众估计还是会自觉地把它和故事片区分开，甚至依然还是把它当做纪录片看待，广电总局发放的“龙标”也是当做纪录片来处理的。您也知道，纪录片是电影院线的珍稀物种，纪录片的市场环境相对糟糕，如果不把真人秀电影统计在内，2015年国内总共有13部纪录片上映，共计收获3163万票房，约占全年中国电影票房的0.07％，是故事片票房零头的零头。当时是什么给了您信心，又是什么吸引您去接这个项目?
陆：纪录片市场不好，作为从业人员我也是知道的。接这个项目时，我拍了12年电影，共4部作品。拍完《寻枪》和《可可西里》之后，我感觉跟这个时代脱节了，我一直沉浸在自己的创作里，跟时代的距离不是越拍越近，而是越拍越远。《寻枪》的时候，我能感受到观众对影片热烈的反应，《可可西里》可能是一个蜜月期，和媒体、观众都处在蜜月期。但是到《南京!南京!》和《王的盛宴》，我发现自己跟评论界、市场、观众都产生了一定的距离。到现在，我都坚定地认为这两部电影本身没有问题，我拍每部戏都会很深入地沉浸进去，越深入越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距离市场需要的、观众期待的电影远了。那时候我很困惑，我做电影的态度是认真的，但却遭受到越来越多非常严厉的批评，很多批评已经不是针对作品本身，而是针对我个人，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产生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保守和传统的电影人，我讲究制作、讲究电影性。但是，4部戏拍下来，我跟工业、市场、观众，包括跟评论界，都产生了距离。在我非常困惑、也非常痛苦的时候，这个项目来到我面前，不瞒你说，接这个项目我有点自我放逐的感觉。 樊：接受新的挑战? 陆：不是挑战，是想扎在这个项目里离开外界一段时间，用“自我放逐”这个词还挺准的，当时就是这个心情。我没有想到现在票房6000多万，坦率地说，当时真没想到，最初觉得这影片票房可能也就几百万。 樊：很放松，没有什么负担的创作心态。 陆：我想回到电影学院做作业的那种心态，不去考虑影评人的批评，不去考虑市场，我只是觉得迪士尼给我一笔钱、给我一次机会，那我就去做，离开是是非非的东西，只是为了电影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