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自己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幸运。 首先，能够有机会同时亲身经历和观察文化革命、经济改革和其他国家的社会经济，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这是极其难得的机遇。 其次，我从自学的时期起，就有机会结识了很多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在诸多方面受到他们的熏陶和影响。有幸得到老一代经济学家于光远、张宣三、刘源张、乌家培等的重要帮助。在出国后，有机会在最优秀的学术环境中饱受学术熏陶；有机会结识了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经济学家，成为科尔奈和马斯金的学生、同事和亲密的朋友。有机会从国内最优秀的学者尤其是吴敬琏、茅于轼等老一代的学者以及无数优秀管理人员、企业家那里，学习和吸取无尽的营养。 以下简略概述我在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方面是对中国官僚制度中的激励机制问题的分析。第二个方面是对司法制度中相关的激励机制的研究。第三个方面是软预算约束对激励机制的影响，包括对制度和创新的关系等。其中后两个方面是普遍性研究。我把中国面对的问题看成世界上的普遍性问题的某种表现。这三个方面的研究的发现，都有一个共同点。最后，我会在总结里，对这个共性谈几句。 对中国制度的分析 自从秦朝建立帝国，中国就开始了以官僚制度(以下我都使用中性的学术术语官僚制度bureaucracy)为基础的全面统治。这个官僚制度历史之久远、构造之复杂，其影响早就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对这个制度进行理论分析，不仅对中国的改革十分重要，而且在社会科学中，如同对民主制度、对市场制度的理论分析一样，自古就具有普遍的学术价值。我这里概述的工作，是从机制设计理论的概念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古老又现代的巨大文献所关心的基本问题。 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制度，起源于中国两千年帝制形成的官僚制度，加上19世纪末以来的外来制度的冲击，尤其是当时全面引入苏联极权式的官僚制度，综合而成。这个制度后来开始改革，我描述这个过程为从“分权式极权制”过渡到“分权式威权制”，用了20多年。其间发生过几个较大变化，但多数是渐变。然而，正式承认企业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2002年中共党章和正式承认私有产权的2004年国家宪法，从基本法的角度，确切地标记了制度性质的变化。 中国如何成功地将从“文革”继承来的极端压制的制度，变革成如今民企占多数的经济中等发达的制度?如何在这个改革过程中解决官僚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回答以下更迫切、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今后的改革过程中如何解决官僚体制内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的改革能走多远?中国能否或如何面对今天的挑战? 改革前，资源完全由各级政府控制。数以百万计的官僚是否积极参与，他们的激励机制问题是否能解决，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问题是，依赖官僚改革官僚体制，改什么，如何改，谁来改，都直接涉及他们的自身利益。如果改革与他们的自身利益冲突，很多的官僚会消极怠工，甚至抵抗。无论看去设计多么完美的改革方案，都一定无法实施。在苏联东欧集团的改革过程中，不能解决官僚体制自我改革面对的激励机制问题，正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高度集权的官僚制度，其组织像军队。是否可以像军队一样，靠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监督各级官僚的业绩，与严厉的奖惩挂钩，由此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问题呢?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讨论过，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一套，在社会经济问题中往往行不通。原因是，军队面对的是杀敌取胜的简单易见的目标。下级军官少有机会欺骗，而且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冲突较少。但在社会经济问题中的政府，不仅面对的目标复杂、多样、多变，为达到目标所使用的手段(成本)也更复杂、多样、多变。更困难的是，往往下级自己的利益与上级不同，而且对情况的了解超出上级。 因此，如何解决，如何设计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问题，是改革必须面对的最基本问题之一。但是，设计和解决各级官僚的激励机制的问题，并不能离开已有的制度随意设想。任何能够实施的激励机制，都一定会受到已有制度的约束。 苏联、东欧解决不了的激励机制问题，中国在改革的早期似乎创造了“中国奇迹”，即，中国似乎解决了其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无法解决的激励机制问题。这是为什么?改革早期的这种激励机制能持续有效吗?它是一劳永逸的吗? 中国改革早期的做法是，政治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把大量行政权力和经济资源下放给地方政府，引诱地方政府竞赛GDP增长速度(排序竞争)。在排序竞赛的强大激励下，许多地方政府主动创新改革的方式和手段，甚至冒险，推动了改革和经济发展。但是靠地方政府竞争解决他们的激励问题，取决于一系列条件。最基本的条件是：1)自上而下有效任命、监督、执行的官僚体制(威权制的特点)；2)除最高层外，各层官僚机构都组织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结构(在学术文献里，称其M—型组织)；3)政府只有一个可以明确定义、清楚度量的竞争目标；4)忽略竞争目标之外的其他问题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在隐含假设条件3)和4)下，马斯金—钱—许证明，中国制度(M—型组织)比苏联制度(U—型组织)，能更好解决激励机制问题。李洪彬、周黎安及之后许多实证研究也表明，地方竞争起了重要作用。伴随着在这个方向上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文献的快速增加，对meritocracy官僚制的当代研究也在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