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我国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自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粗放型转为质量效率集约型。如果继续延续过去传统的城镇化模式，必然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极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而影响现代化进程[1](P5)。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解决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问题指明了方向，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经济下行和通缩的压力很大，经济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还是结构性矛盾。要充分释放新型城镇化蕴藏的巨大潜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持久强劲动力[2](P1)，就需要在适度扩大城镇化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为指导，深刻剖析城镇化供需矛盾之所在，从供给侧发力，深化城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化解城镇化供需矛盾的政策措施，以期为我国新型城镇发展提供路径选择。 一、我国城镇化存在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城镇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系列问题：产城融合不紧密，产业集聚与人口集聚不同步，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1](P5-7)。从根本上讲，我国新型城镇化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即成本上升、供需错配、资本边际效率下降、杠杆率较高和市场机制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3]。 (一)城镇化成本不断上升 城镇化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等等，城镇化成本上升是一个综合性结果。在土地成本方面，从2004年到2013年的10年间，全国平均地价从332元/m[2]涨到1144元/m[2]，翻了3倍有余，土地价格迅速从低价时代跃到高价时代[4]。在劳动力成本方面，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连续下降，2014年末我国老龄化率已达到15%左右，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约5个百分点，日趋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持续减少，必然抬高劳动力成本，导致城镇化的劳动成本上升[3]。在资源成本方面，“城里人的消费、农民的消费有巨大的差别，目前城里人的消费是农民消费的3.6倍”[5]。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城市垃圾清运量从1979年的2508万吨增至2012年的17081万吨，中国人均生活垃圾日清运量平均为1.12千克，处于较高水平，已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总体上看，城镇化成本在持续上升。2014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报告》测算表明，目前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公共成本约为13万元，其中，东、中、西部地区人口转移的公共成本分别为17.6万元、10.4万元和10.6万元。此外，进入城镇的个人每年平均需要支付1.8万元的生活成本，还需要一次性支付10万元左右的购房成本[6]。 (二)城镇化供需错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对高质量的城镇建设管理和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但是我国城镇存在着突出的供需矛盾。比如，在房地产方面，一方面，我国城镇房地产严重产能过剩，大量的鬼城、空城、死城不断出现。2015年，我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2.8亿平米，待售面积为7.2亿平米，施工面积(潜在库存)为73.6亿平米，其中，住宅库存(施工面积与待售面积)为55.7亿平米，去库存时间商品房为6.3年，住宅为5年[7]。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工的住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在住房方面有着巨大需求，按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计算，有60多亿平方米的住房需求无法得到满足。我国房地产目前呈现出一种超大库存闲置和超大需求饥渴并存现象。要提高城镇化供给的灵活性、适应性，纠正供需错位，就迫切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由此可见，城镇化供需错配也是导致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城镇化供给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城镇化旺盛需求得不到满足。 (三)城镇化资本边际效率下降 城镇化投资的资本边际效率对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资本边际效率(Marginal Efficiency of Capital，MEC)就是一种贴现率，简单说，是指计划一项投资时预期可赚得的按复利方法计算的利润率。在凯恩斯看来，资本的边际效率是递减的，即人们预期从投资中获得的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将因增添的资产设备成本提高和生产出来的资本数量的扩大而趋于下降，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投资的不断增加会引起资本供给价格的上升，而资本供给价格的上升意味着成本增加，从而会使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下降；二是投资的不断增加会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增加，而产品数量增加则会导致其市场价格下降，从而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也会下降。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01年到2011年的10年间，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拉动投资增长3.7个百分点，拉动消费增长1.8个百分点。据专家测算，未来10年中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这些新增的劳动就业人口虽然能为经济发展带来更充足的后备力量，但是城镇化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增长率将不及原先的一半[8]。 (四)城镇化杠杆率较高 截至2015年底，全国政府债务约为388250亿元，占GDP比重为57.37%，按照传统的负债率60%的国际警戒线来说，我国政府部门杠杆率已然偏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尽管中央财政大规模进行地方债置换，但由于诸多原因如经济中高速增长、创新乏力、经济附加值低、营改增、融资平台规范化及地方税制等原因，地方财政压力依然很大”[9]。另外，居民部门杠杆率为39.95%，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加总三个部门的杠杆率，2015年底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整体杠杆率已达到263.62%，仅次于日本和欧元区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相比明显偏高[10]。尽管我国总体债务规模仍处于可控状态，但国家整体债务占GDP的比重近年来有较大幅度提高，从长远看，我国目前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实施“去杠杆”，不断推进实体经济要素革新，最终实现经济的触底反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的“去杠杆”，主要是指去企业的杠杆。随着企业“去杠杆”不断推进，政府部门将会随着财政收入增加而杠杆率逐渐降低，居民部门也将会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杠杆率逐渐降低，最终降低全社会的杠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