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树立起全球的霸权地位,与美国自身的文化输出策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体现在电影创作上就是一种“跨文化制作思维”。对此类跨文化题材电影进行分析时,常常因“身份认同”问题,在文化批评上很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境地。而张英进提出的那种“对话式的跨文化分析模式”,在解读此类电影作品时似乎更为可取。他对欧洲中心主义和他者中心主义都不甚赞同,认为应该“通过对话、协商、自我定位和自我适应的过程,达到跨文化分析的一个新阶段,西方和非西方的文本可以在这里平等地对话,学者们也可以在这里更好理解不仅仅是其他文化,最终也是他们自己的文化。”①正是基于这种“对话式的跨文化分析模式”,本文试图通过一种“交互分析”的方式,把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场域”的想象与“西方场域”的描摹结合起来,进而构筑一座可以进行类比和交互的“桥梁”。 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场域”的跨国想象,不仅体现在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的中心城市如上海、重庆(如《上海风光》《陈查理在上海》《重庆夫人》《重庆夜航机》),也有将故事背景放置在中国乡村小镇的影片(如《大地》《龙子》《青天白日满地红》《天国之路》)等。现在看来,这些由好莱坞当时制作的“中国故事”,带有明显的“间离感”,影像中的“中国情调”,掩盖不了影片所要推崇和传达的西方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甚至宗教信仰等。这些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西场域”交互想象的特征,在影片《天国之路》②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尤其是本片在“跨地时空建构”“跨文化身份认同”以及“中西文化博弈”几个方面,明显呈现出了一种“交互想象”的典型态势。 一、时空建构:“跨地场域”中的交互想象 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在时空建构上似乎有着特殊的优势。通过光影呈现,观众能够直观领略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地域的人情风貌和奇异故事。通过不同的时空建构传达创作者各异的审美情趣和对物象的不同表达,尤其在跨文化制作的电影作品中,时空建构往往能凸显出一种异样的特质,不同场域的影像展现带给观众更多的往往是一种“交互想象”,通过对“他者”民族文化差异性的感悟,进而上升到一种历史性思考。这种“历史性不只是指过往经验、意识的积累,也指的是时间和场域,记忆和遗忘,官能和知识,权利和叙述种种资源的排比可能。”③在影片《天国之路》中,这种“历史性思考”寄托在对“时间和场域”的交互想象上。影片通过对叙事“时间”的想象性表述和对故事“空间”的想象性建构,呈现出了一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中西场域”相互辉映的时空影像。
首先是对“历史时间”的想象性表述。“如果说诗歌和绘画的时间表现因为介质的限制还具有感觉的间接性和抽象性的话,那么电影和时间的关系则更紧密、更具体,也更直观,这不仅因为影像和时间、运动之间浑然一体的原初姻缘,更由于电影自诞生一刻起就创造了一整套关涉运动和时间的崭新逻辑。”④影片《天国之路》通过倒叙的手法,回顾了纪颂福神父半个多世纪(1878-1938)坎坷的人生经历。从苏格兰到中国,最后重归故土,影片整体呈现出一种历史时间的平行交错感,从时间维度上展现了20世纪前后英国和中国的社会概貌,以及共同面临的时代症候——世纪之交的信仰危机。在西方,这种信仰危机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生物进化学说的挑战,加之近两个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对基督教的权威产生了更为明确的质疑,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反宗教人士,对基督教信徒进行威胁。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少年的纪颂福一家本来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由于他们是天主教徒而被周围的人所唾弃。父亲在一个雨夜遭到一群反宗教暴徒的殴打,母亲前去营救,结果在回途中同父亲一起不幸被洪水吞没。纪颂福少年时代的悲惨经历是英国那个时期信仰危机的一个缩影,正是这段难以拂去的伤痛,为他以后走向传教道路提供了一种先验认知。而20世纪前后的中国也处于一个时局极其动荡的时代,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空前严重。政治上清王朝摇摇欲坠,军阀割据混乱,革命形势高涨;文化上出现了推崇思想革命、革新观念的“新文化运动”,反对儒家传统和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潮一时蔚然成风,多种思想同时涌来,直接导致了当时中国社会整体上面临着同英国一样的信仰危机。无论是对新式革命的含混不清,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避之若浼,都体现了当时中国特殊时期的具体概貌。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的情形下和历史时间的节点上,纪颂福神父远渡重洋来到了中国。影片把纪颂福神父在中国传教和当时的军阀混战结合在一起,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对这种“历史时间”进行了一次“跨地域”的想象表述。正是20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的动荡时局引发的信仰危机,完成了对同一历史时期中西文化的交互想象,这种历史特征的相近性缝合了影片情节叙事的连贯和统一,填平了异质文化对接时常常要面对的历史沟壑。对历史时间的想象性表述,无疑为影片的整体叙事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跨文化借端,同时也为叙事空间维度上的遐想提供了一个可以依附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