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战斗电影”的中国印记

       本文将对电影史上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展开一番相对概括性的追索、回看与对照。四十多年前，遥远的亚欧大陆的另一端通过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以电影为武器，联合底层民众，如工人、农民、小职员向社会的不公、体制的弊端宣战，成为电影史上令人荡气回肠的一页，然而直到今天这段历史仍然是电影史学研究领域内的一段秘辛、一个盲点。在当时的语境下，法国的左翼知识界、文化界和战斗电影人相当程度地将1968年“五月风暴”及由此掀起的左翼文艺创作运动，视作大陆另一端正在展开的“文革”的一个呼应，并欣然将这一左翼思想文艺运动同样看作是一次“文化革命”的行为。仅仅相隔两年在大陆两端依次展开的这两次“文化革命”，其在内里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连接、呼应和变异，是本文将要探讨的主要内容。

       一 缘起

       法国左翼电影运动肇始于1936年的“人民阵线”(Front populaire)运动，深受苏俄“宣传鼓动”(Agit-prop)演剧形式影响(与中国抗战时期风靡一时的街头剧、活报剧一脉相承)。法国共产党(PCF)委托进步电影人、非法共党员的让·雷诺阿(Jean Renoir)拍摄影片《生活属于我们》(La vie est à nous,1936)，该片新颖的叙事形式、不俗的宣传效果，催生出一种新的影片类型——“战斗电影”(Le cinéma militant)。在法语语境中探讨左翼电影运动，事实上探讨的就是“战斗电影”的话题。

       梳理、溯源法国“战斗电影”的思想资源。“五月风暴”爆发前其主要的精神源泉基本上来自于苏俄，奉苏俄为思想正统的法共和接受法共指导的法国最大工会组织——法国总工会[CGT]，是前“五月风暴”时期法国“战斗电影”的主要政治与组织依托。然而，形势一直在潜移默化中演化，1956年苏联两次武力直接干涉、镇压匈牙利独立化运动，酿成“匈牙利事件”，暴露出苏联颟顸粗暴的一面。及至从1950年代中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初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法共为了选票讨好阿尔及利亚法裔移民而对殖民地发生的民族解放运动采取了暧昧、模糊的态度，使得苏联和法共的形象在法国左翼阵营内部出现撕裂，特别是在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心目中受损。呼唤新的、更有活力、更具战斗性的思想资源成为一种需要。

      

       图1 68年“五月风暴”

       “五月风暴”某种意义上打开了左翼思想的魔瓶，一时间法共正统之外的诸思想流派如托洛茨基主义、“毛主义”、无政府主义、情境主义国际(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等等蜂拥而出，而此中最为持久、在知识界与文艺界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无疑是“毛主义”。探讨法国“战斗电影”与中国的关联，某种程度上就是探讨其与“毛主义”、中国“文革”的关联。

       二 “五月风暴”后法国左翼思想资源

       检视“五月风暴”后法国“战斗电影”的思想资源，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作为巴黎高师教授的阿尔都塞虽然是正统的法共一员，但是他屡屡在理论上大胆创新，批判斯大林主义，这使其成为一个时时处在焦点中心的“边缘”人物。他于1970年发表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tat]之于左翼青年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启发，给予怎样夸张的评价都不为过，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等在文章发表之前已经读过传抄的手稿。①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于为左翼青年知识分子、艺术家开辟出另一条战线，即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争夺，这也正暗含着一重“文化革命”的意涵。一生未离开法共的阿尔都塞与“毛主义”之间似乎潜藏着一条幽暗的通道，围绕在阿尔都塞身边，相当一批学生、同事成为活跃的“毛主义者”，巴黎高师甚至成为法国“毛主义”的一个重镇，“五月风暴”后颇有气势的“青年共产主义者(马列)联盟”[L'Union des jeunesses communistes marxistes-léninistes,UJC(ml)]发端于此，此后分化出的“无产阶级左派”(La Gauche prolétarienne,GP)组织等都与巴黎高师存有或多或少的联系。

       如果说阿尔都塞理论上开辟了一个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新战线，那么来自中国的“文革”则在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之外提供了一个实践上的参照、一个永远革命的新范例。中国“文革”在文化艺术领域表达出的决裂、造反立场和诉求，在西方左翼青年中间产生回响。这两个分别源自于东西方的潮流并行而来，最后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取得汇合。针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关注度和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是后“五月风暴”的一个显著特征。按照激进的电影杂志《电影美学》(Cinétique)的阐述，中国“文革”提供的例证表明，意识形态的功能已经大大超出其本来范围，而可以向最高决定性力量——生产力产生巨大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