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将世界变成了平的，同时消费时代的均质化将审美形态变得媚俗而平庸，新媒体时代的自媒体化将信息传播变得海量而碎片。 面对着现代社会环境如此剧烈的变迁，就像生活在现今的人们，当代纪录片面临着同样的身份焦虑问题。互联网时代数字化的深入发展，自媒体的蜂拥而至，包括那些从域外传来的各种新型观念和文化样态，以及不断转变着的日常生活，这些都构成了识别纪录片的身份特征与评判其归属标准的语境难题。 一时间，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新媒体”，也使得纪录片如今的面貌显得多样而变异，诸如主流性纪录片、作者性纪录片、独立性纪录片、商业性纪录片，以及剧情化纪录片、栏目化纪录片，连同那些类纪录片化的网络纪实节目、微电影、真人秀、宣传片、私影像、各色网络直播……它们似乎都成了纪录片的本家、近亲或远房亲戚。 以至，今年的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6》正式宣布：2015年是新媒体纪录片的井喷年。有人还大张旗鼓地宣称：“新媒体时代，纪录片的‘玩法’变了”——但也有人冷静地说：“在中国，媒体纪录片比比皆是，但比比皆不是真正的纪录片”。① 面对当今纪录片样貌的繁杂与认知的多元，显然在这个时候提出“纪录方法与实践”的大命题，并对应地研究当代纪录片的身份特征及其评判标准，便具有了现实的针对意义。 借用李猛在《自然社会》②的末尾处说的一句话：毕竟，“每一个鲁滨孙都想要回家”。 一、身份：识别的意义与困难 应该说，目前中国的纪录片研究业已经历了多种新思想和新方法的轮番洗礼，经历了多元共生、跨界解蔽、标准翻转的学理探索，也经历了创作实践与学理研究的对话互动，可为什么还要纠结纪录片的身份相认与相知呢? 身份，是一种关联识别的归属与特征认同的确定。相认，其实就是身份的识别，是一种归属的定名；相知，其实就是身份的认同，是一种彼此倾听后对内在价值的认定。 给出定名，确定身份，实属重要。这是创作与研究都不可缺少的一步。有了这一步，影像创作才能被赋予纪录片的精神性与文化功能，才能将它的原初记录，即真实时空下的人物情境、真实思考中的思辨认知、真实心境里的诗性情绪，以及光影造型和声音表现，在被直接观看或审美时展现出一种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影像自身所能涵盖得了的，而是只有漂流在深邃的纪录片历史长河之上，才能够自然获得的一种由纪实性本质特征所给予的真实力量。 另一方面，有了这一步，学术研究也才能在当代语境中将纪录片概念激活，让影像成为一种生命，既活在被记录的时代，也活在一个纪录片历史的生命之流上，将认知里的“事实”鲜活地回归成生活里的“事件”，让事件获得自己真实的时间和空间，成为时空性的事件，这样便可以弥合概念和学科永远无法穷尽一切事实的遗憾，同时也复活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给出定名，确定身份，实在不易。纪录片创作实践与学理研究分属于两个反向的对应路径，创作实践通常是在保有鲜活、差异、独特，甚至在任性的前提下，持“片”找名的；学理研究通常是在获得历史、文化、文献，以致文本的基础上，依“名”寻片的。因此，这二者经常会处于错位、离散、不解甚至仇视的境地，然而它们又犹如两道相望的铁轨，彼此如影随形，且相生相伴，共同驾驭着纪录片的前行。一方面创作实践不断地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而另一方面学理研究不断地梳理归置、廓清纠偏——这是常态，也正是辨识其身份的困难之处。
图1 美国纪录片《轮回》 困难，是一种挑战!试着突破也正是本文的初衷。 常态人人皆知，可贵的是能够对各常态进行不断地反思。这样，你才能看见纪录片创作实践与学理研究的疏离处，恰恰是彼此反照、对应、生成的出发点，而二者的契合处恰恰是彼此能够存在、流变、激活的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③ 正是因为纪录片创作实践与学理研究的相向对应，纪录片的创作实践才不会被一些概念、界定、规程所束缚，其形态才可能从最早的1920年代探险猎奇——如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的《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开始流变成随后的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我视电影为讲坛”的主张与吉加·维尔托夫(Dziga Vertov)实验突变的《持摄影机的人》(The Man with the Movie Camera)，以至于到了1960年代因社会思潮、技术进步、自我意识的发展变异，产生出美国的“直接电影”与法国的“真实电影”，进而在1990年代随着互联网高技术的兴起，纪录片将真实的探寻进一步发展为“采用虚构手法”以获得事物的本质真实(图2)。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纪录片也就无可逃避地带上了商业气质。这繁荣多姿的样貌，不正是纪录片创作实践的生命表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