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力量分布正在向中国深度转移。今天几乎没有什么国际政策领域不受中国崛起的显著影响，从安全到经济增长都是如此，环境变化也是这样。197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与环境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范围先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转型。经济转型的同时，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市场力量的影响已经将中国从一个封闭的农业经济体塑造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选择的经济战略是利用大规模出口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然而，这种增长模式即将达到极限，中国正在转向新的增长模式。 过去的三十五年，中国超乎寻常的减贫成效是社会转型的证明。中国贫困率从1981年的84%下降到2011年的6.3%。尽管有这样的进展，中国还是需要面对诸多严峻的问题，包括由于长期实施一胎化子女政策和人口老龄化的“回声效应”，所致的社会抚养比迅速攀升。不平等也是一个社会关注的问题。起初，农村改革带来了更平等分配的收入。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不平等一直快速增长，直到近期才显示出稳定迹象。 中国增长模式正在经受环境可持续性的挑战，新兴的中产阶级对更好的环境要求不断提高。高速经济增长和快速的景观改造导致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主要表现为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环境污染导致的损失占GDP增长的10%左右。土地集约的城镇化加剧了稀缺水资源的竞争和污染，危害农业生产质量和食品生产能力。由于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在环境保护上所取得的成绩具有全球意义。 历经这些卓有成效的转型后，中国又必须通过深化改革，以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本文旨在讨论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环境可持续的前提下，对中国为共同富裕的高收入的下一步转型的相关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接下来的几节，我们将依次着重分析以下几个议题：增长中的改革重点、减少贫困人口和缩小贫富差距、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 二、中国的可持续增长 中国经济整体富有弹性，宏观经济调控总体有效。中国较为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助于可持续的市场竞争力和高就业率。然而，中国的增长模式正显现疲软迹象。最近几年中国的年均增长率和过去几十年相比正显著降低。①这种增长放慢从短期和中期视角来看，不是没有预期到的。短期内，它反映的是放慢增长速度、控制影子银行、限制地方政府贷款规模，以及减少产业过剩产能的政策。从中期看，低增长率与中国增长模式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从投资转向消费，从出口转向扩大内需的逐步转移一致。随着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对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的有效治理，经济增速将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从中期看，为了解决累积的金融脆弱性所进行的持续结构调整和政策努力，中国的GDP增长率正处于逐步下降之中。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预计下降，而且人口转型会继续逐步降低储蓄率，导致更低的投资率，2016-2020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逐步下降，预计维持在6.3%～6.5%之间。 中国还需应对一系列挑战。金融体系支持增长不再有效，经济能从干预减少中受益。在过去，中央计划经济和自上而下的政策有助于生产资源的动员。然而，今天的经济体已经变得非常精致，需要复杂的行政措施，特别是中国进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新阶段，就更是如此。例如，从工业经济转向服务经济，中小企业驱动会一直增加，但是，中国的金融中介在将金融资源引导到中小企业上仍然效率低下。如果中国能够在平衡从集权、计划和控制转向分权的市场导向机制的政策，那么中国的成果可以改善。 先进生产技术和极端廉价的劳动力一起带来的租金在下降。现在，创新对保证未来增长是至关重要的。持续的增长需要培育国内创新能力。这个过程要求多部门协作升级政策能够得以实施。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增加了重大创新的投入和产出，例如研发投入和专利申请，但是这些都没有转化为现实生产率的提升。当前存在着创新质量的问题，如很多申请专利都是为了得到创新补贴，而不是将专利作为创造实际经济价值的平台。国内创新议程只能靠持续广泛的各种改革的实施才能成功。目前创新体系的重心是研发资本密集型高技术产业，但这些产业在当前经济中只占很小比例。未来创新政策的重点应转向对更为广泛的、对现有产业技术的升级。生产体系的创新将在帮助中国抓住绿色发展的机遇中扮演重要角色。 历史上，出口已经推动了中国的增长。然而，全球环境已经变化，出口无力驱动经济增长。从供给侧看，随着中国经济体系的日渐成熟，国家早就准备摆脱对劳动密集型低端制造业的依赖。在需求侧，外部需求已无法支撑庞大的中国经济(据计算超过十万亿美元)的增长。中国若想成为高收入国家，必须兼顾国内需求来驱动增长。国内供需结构的失衡已经导致过剩产能的累积，这已转化为通货紧缩的压力。为了重新平衡国内需求，中国需要应对国内贸易的约束，并促进服务业的发展。 中国未来数十年的政策对实现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转变至关重要。中国短期政策调整的关键将是加强金融部门的市场纪律。中国在维持增长的同时，有必要实施改善信贷配置和去杠杆的政策，包括加速资源从产能过剩领域向高增长潜力领域的再配置。这类政策的具体例子包括逐步取消国家担保并允许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中国中期政策挑战主要是如何实现高效、公平、可持续增长的有序转型。潜在产出增长预期的放慢，需要优先考虑提升生产率政策，包括重新配置劳动力到高生产率活动，更快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更多的创新。为了支持潜在产出，中国需要重新激活增长的潜在驱动力。打破垄断，特别是国有部门垄断，执行让民营部门更有生机的各种政策，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中国有潜力通过各种改革释放增长红利，包括增加劳动力参与，继续转移农业的过剩劳动力，改善资本配置和总要素生产率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