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6)05-0191-09 一、窥视主义与“真实的激情” 作为题材，“南京大屠杀”乃至中日战争的历史记忆既考验着文艺创作，也考验着相关批评实践。2011年12月，张艺谋执导、定位“冲击奥斯卡”的《金陵十三钗》公映，引起强烈反响。相对于普通观众的深深着迷，专业评论则使影片显现出其极具争议的一面。 为争取女性权利不遗余力的吕频认为，《金陵十三钗》“最可怕的地方”是“它以贞操为界限，离间了妇女的同命与共情”。①与吕频的侧重点不同，戴锦华从性别与种族的接合逻辑出发，进一步指出影片“没有视觉中心/主体与视觉叙事驱动的视觉结构”，因而具有和《南京!南京!》，甚至是当代中国电影近似的文化症候，即“中国主体的呼唤与建构，印证的却是中国主体的不在或缺席”。② 在部分认同上述观察的同时，笔者认为，这些犀利的评论在跨文化挪用、引申英国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③提供的分析框架时，也分享了其固有的理论困境。因此，这些评论尴尬地处于其所不虞的、与影片的价值诉求形成共谋关系的位置上。在《视觉快感与叙事性电影》中，穆尔维宣称：“有人说，对快感或美进行分析，就是毁掉它。这正是本文的意图。”④如果说穆尔维的问题脉络中，“快感或美”具有一种隐蔽的(性别指意上的)欺骗性或虚假性，那么，这句话就迅速令人联想到现代主义的艺术理念(Make it new!)，或布莱希特戏剧中的理论抱负。⑤布莱希特的史诗剧理论同时从戏剧美学和社会学两个层面对资产阶级的梦幻戏剧及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展开系统深入的批判。其戏剧理论锋芒所向，是他命名为“亚里士多德式戏剧”的功能论说，即《诗学》里的“怜悯”与“恐惧”，以及隶属该传统的资产阶级梦幻剧场的“共鸣”效果。如果说布莱希特揭开“亚里士多德式”戏剧中虚伪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面纱，在穆尔维这里，则是分析经典好莱坞影片的叙事对于女性奇观不露声色的整合逻辑，及其中暗隐的性别认同机制。 问题的关键在于实现该美学效果的方法，即用“蒙太奇”“中断(戏剧)情节”，⑥让“自然”暴露其生产性、历史性。根据穆尔维的分析，要把经典好莱坞影片改造成布莱希特式的，只需去掉传递女性形象的中介，即取消银幕上的男性凝视，便可“妨碍故事线索的发展”，使“动作的流程冻结”。⑦这一思路和本雅明提及电影“震惊效果”时的论断——“在观看这些形象时，观看者的联想过程被这些形象不停的、突然的变化打断了”⑧如出一辙。因此，穆尔维同属詹姆逊所谓的“布莱希特的追随者”行列。艺术史告诉我们，“冻结观众”的效果正是诸多现代主义艺术实践所孜孜以求的。而《金陵十三钗》与其说提供了可供穆尔维的批评框架解析的对象，不如说暴露了穆尔维的理论在跨文化“旅行”中的自反性。 可能因为篇幅关系，吕频的短文有些语焉不详之处。影片“让观众围观暴力、消费性受害者惊惧哀惋之美”，这句评论指涉的应是豆蔻和香兰返回翠喜楼时被日本兵奸杀的片段。⑨但这个片段(至少对中国观众而言)无论如何也无法与“消费”挂钩。如果该片段包含着看(“围观”)与被看的结构，那么它也是无中介、无距离的，观众的视线不可能与日本兵完全发生认同。即使存在些许认同，但B·安德森所谓的“同胞之爱”(fraternity)唤起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也会不请自来，坚定地阻挠这一认同机制的形成。这里的民族主义情绪恰似本雅明在评论布莱希特“史诗剧”时想象的那个闯入资产阶级日常生活场景的陌生人。⑩在场的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取消奇观与观众间的距离，使奇观本身成为阿尔托“残酷戏剧”般的场景，使观众感到震惊、不安、恐惧，甚至耻辱。因此，这个片段的观影效果与其说是观众对商业大片提供的美与快感的“消费”，倒不如说是对观众布莱希特式的惊醒或现代主义式的惊吓与折磨。 相对而言，戴锦华等学者在挪用穆尔维的分析框架时显得更为适切、圆熟。不同于吕频，戴锦华等人关注的焦点在于(可转喻为基督/约翰/西方的)书娟对玉墨等妓女的色情凝视，及该视觉修辞暗示的国族文化主体“中空”。(11)该解读思路在学理层面几乎无可指摘，其令人不安之处在于：如果说《金陵十三钗》意味着，在认识论层面“我们看不到我们所说的”(12)“中国崛起”，上述批评对于这种不可见性的分析，事实上已使其本身成为关于“中国崛起”的“知识”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协调着“权力”。尽管该研究对“中国崛起”及中国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中空”中国主体建构持怀疑、批判的态度，但其论述仍假设存在一个“血肉”中国主体。(13)穆尔维在揭示快感认同机制时的担忧——“重新构成一种新的快感”在性别与国族的接合逻辑中发生了。如果说《金陵十三钗》“复制了中国新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仇日崇美’的情感结构”(14)是需要警惕、批判的，那么，这种评论本身所暗示的“西方主义”的“情感结构”至少同样值得怀疑。或者说，上述批评实践正是世界范围内的“中国崛起(威胁)论”的一声回响。不妨反躬自问：如果存在一种可见的“血肉”中国主体，它是否可以外在于(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询唤而存在?如果不能，这个可疑的“主体”将以谁为自我的他者?在建构他者过程中，又包含了什么样的权力运作?至此，我们可以说，穆尔维激进的理论框架在跨文化挪用中，诡异和它意欲批判的话语一道，义无反顾且无比精准地投入了新主流意识形态的怀抱，从而走向了自我初衷的反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