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5-0032-15 在台湾电影发展史上，20世纪80年代初掀起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对台湾电影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大陆新电影的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它与同一时期先后发生的香港新电影运动和大陆新电影运动交相辉映，汇聚成了中国电影创作发展的新浪潮。在此期间，相继出现了一批创新意识和个性风格较鲜明，艺术质量和美学品位颇高的优秀影片，既让世界影坛刮目相看，也让更多的域外观众了解和领略了中国电影的美学风貌。 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萌生若以1982年台湾中影公司出品的《光阴的故事》为起点的话，迄今已有34年。虽然当下台湾电影和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在生态环境及创作、产业和市场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当年新电影运动所体现的艺术创新精神，以及电影艺术家对社会现实和近现代历史的关注与批判精神等，仍然值得积极倡导和大力弘扬。因此，重新回顾、反思这一艺术创新运动，探讨其意义和价值，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并从中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无论是对推动中国电影在新的时代环境下健康有序的发展，还是对于重写中国电影发展史，都是十分重要和非常必要的。 综观台湾新电影运动勃兴之始末，可以说，它既适应了台湾社会和台湾电影变革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一批青年电影编导艺术地表达自己对台湾社会状况和近现代历史的看法与见解之需要，适应了他们通过电影创作实现其艺术理想和艺术追求之需要。具体而言，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国台湾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萌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就政治环境而言，1978年12月15日，中美两国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即《中美建交公报》)。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由此标志着中美两国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公报》正式生效，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美国与当时的中国台湾断绝一切往来。同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布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1981年8月，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以“一国两制”的方针策略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同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对新华社记者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进一步阐述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简称“叶九条”)。这一政治上的重大变动，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重挫，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与此同时，1979年台湾爆发了“美丽岛事件”(“高雄事件”)，国民党外社团、人士和民众表达了其对于人权、民主与自由的诉求。这是促使台湾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一次历史事件，该事件对台湾的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剧烈影响。因此，台湾当局一方面为了缓解由中美建交给台湾带来的政治上的危机，另一方面也为了减弱“美丽岛事件”产生的影响，便开始逐步开放政治，逐渐改变了政治上的独裁统治。到80年代后期，台湾政治环境由“戒严”走向了“解严”，并且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言论得以逐步放开，社会民主化程度较之过去有了很大改善。特别是1988年1月1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蒋经国逝世，标志着台湾蒋氏父子威权时代的结束。显然，各种禁忌的逐步解除为包括电影拍摄在内的文艺创作带来了较大的自由。 其次，就经济情况而言，由于中国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经济上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所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经济上的腾飞，与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地区一起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也随之有了较大提高。同时，经济增长与教育事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因为教育的发展可以不断提高劳动力素质。台湾的教育经费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6.43倍，而教育投资则增长了90倍。60年代以前，台湾的劳动力中还有不少文盲；但自从中国台湾推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以后，到了80年代，台湾劳动力的知识水准已经以大专程度为主了；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则直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推动力。无疑，教育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必然会促使文化有较大发展，这就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萌生创造了条件。 此外，就文化发展而言，教育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推进了城市文化的繁荣兴旺，促进了中产阶级的崛起和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使台湾社会各个阶层对文化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其中台湾都市大众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文化迅速兴起。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各种社会弊端也相继暴露出来，由此也引起了文艺家和学者的反思与批判。于是，域外各种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理论也被引入文艺家的创作与学者的研究之中，“学术界大量从外国引入的当时西方研究论述的显学，与台湾长期被视为禁忌的新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社会抗争运动与人文批判的理论基础”。[1]263而在文艺创作方面，台湾乡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创作则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成为台湾新电影创作改编的对象。 第二，随着中国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发展，台湾的电影政策、电影产业和电影创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台湾新电影运动应运而生。 简括而言，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从总体上来说，台湾电影“成为政治附庸和商业法则夹缝下的混乱产品。”。[2]185到了70年代，台湾本土电影市场萎缩，台湾电影除了台湾当局倡导拍摄的政宣片以外，流行的则是爱情片、武侠片、功夫片、灵异片等一些脱离社会现实的商业类型电影。在此期间，也曾有过“健康写实”风格的乡土电影之倡导和实践，并初步为台湾电影的写实风格与社会关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此类题材内容和美学风格的影片与广大观众的观赏兴趣有较大距离，所以“不幸的是，‘健康写实’可能是个光荣的失败。与彼时强调豪华缛丽的香港歌舞片/喜剧相比，健康写实样貌贫破的农民气息，完全吸引不了正努力朝现代化奋进的台湾社会心态，其尚不熟练的叙事及美学章法，与挟新奇、熟练的好莱坞电影更有天渊之别”。为此，台湾电影观众“就自然转到西片戏院去排队了”。由于此时各种禁忌仍然存在，所以“逃避现实是大众文化的共识。‘健康写实’至此下台一鞠躬，琼瑶的小说和电影，挟着浪漫呢喃的耽溺，以及对物质享受的憧憬，为新兴的观众(中学生及加工区女工)谱出绮丽世界的模糊遐想，展开了影响台湾电影长达10年的one-man show。经过这个封闭的过渡期后，台湾电影才真正从乡土运动及外来资讯中重新汲取养分，建立起有认同、有创作尊严的新电影传统”。[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