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统以来，农村一直在中国绵延不绝的历史长河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学者费孝通更是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1]，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农业一直是立国之基，农业的繁荣稳定一直是社会和平稳定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的主人——农民也是历来国家统治的核心内容。古语有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代王朝的更替无不是农民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对于农民的统治，也成为古代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新中国成立以来，现代化的国家建构和改革开放的农村体制的改革，使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农村的治理却一直在国家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由此，对于村庄治理的研究也成了学者竞相研究的焦点。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农村在与外界的交往中，由于自身的弱势，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种衰落，传统村庄治理的内外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使农村的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问题，村庄治理急需转型。笔者从农村权威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农村治理，希望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来解决农村治理转型问题。 学界对于权威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定义内容也很宽泛，一般人认为权威就是对权力的一种自愿的服从和支持。人们对权力安排的服从可能有被迫的成分，但是对权威的安排的服从则属于认同。[2]学者乔萨托利认为，权威是一种权力形式，一种影响力的形式，它来自人们自发的授权，它从自愿服从、为民认可中得到力量。权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敬之上的权力。[3]这两种对权威的表述无疑是一致的，也是笔者本文所取的权威的定义。除此之外，马克斯·韦伯对权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划分，他将权威分成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主要是自古流就传下来的神圣传统，人们对这种权威的服从是遵循世代相传的、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神圣规则，[4]例如长老制、家长制、世袭制等。魅力型权威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特殊魅力和超凡品质，也就是从人格上皈依某个人的大彻大悟、大智大勇和其他一些领袖气质。[5]这种权威将追随者、信徒或者下属，通过超凡的魅力牢牢吸引在其周围，使他们对领袖效忠。法理型权威主要是非人格化的权威，它来自于法律或章程的明文规定，这就是其合法性的基础。[6]尽管马克斯·韦伯对于权威的划分，一般适用于国家统治层面，且现实中的权威形式并不理想，很多是各个形式权威的混合，但作为我国最小单元的社会体——农村而言，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传统中国的村庄权威 传统中国以农立国，但皇权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却具有间接性，“皇权不下县”，县级政权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国家对于基层的治理主要依靠乡村社会的“自治”。在传统农村的社会中，以血缘地缘为划分成差序格局，[7]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形态，血缘地缘的划分，使村民世世代代在相同的土地环境中成长，成为传统礼教形成的温床，也是村庄传统权威存续的重要条件。 在传统农村社会中，皇权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旗帜，是村民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然而，皇权对于村民社会的统治是间接的，它的统治机构只向下延伸在县级单位，村民与皇权的联系仅仅在税收中存在，而皇帝的税收也是通过村民与县级行政单位的中间组织来进行收取。由此，皇权在传统村庄中算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传统权威。除去皇权外，乡绅是一种乡村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权威，乡绅主要是由一些取得功名人，比如退休官员、或者仅取得功名并未进入仕途的人，还有有文化的中小地主所组成，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占有优势，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对村民有着一定的掌控力和影响力，扮演着村民和政府之间的重要沟通渠道的重要角色，一方面政府的政策需要通过乡绅进行执行，并对村民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另一方面，他们也充当着村民的政治代言人，当村民对政府政策、赋税产生意见时，也希望首先得到乡绅的认同，通过他们来向官府反映，是一种传统型权威。在村庄的治理过程中，宗族和宗教也对村民的日常生活生产有着重要的影响。费孝通曾经指出，中国的乡村社会，家庭的指向与西方不同，在西方，一个家庭中，夫妇是主轴，子女在团体中是配角，孩子长大了，就离开了家庭这个团体，而在中国，家庭的主轴在父子、婆媳之间，而夫妇反而成了配轴，主轴和配轴都具有永久性，同时，家庭的延续是以父系为主，男孩子长大了并不会离开家，由此中国甚至出现了五世同堂的现象，家族具有延续性，这样的大家族，对内互相帮助，对外承担着统一的政治、经济功能，对整个家族来讲，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族内治理的作用。对于宗教而言，传统中国的农村社会，由于科技不发达，人们对自然灾害有着天然的恐惧，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灾害的缘由，他们也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由此，便将自然灾害的源头归结为神的作用，在中国乡村社会，并没有统一的宗教，但宗教对当地的村民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宗族权和宗教权，使村民世世代代对父亲、对家族、对神都有一种不自觉的服从，也属于传统权威。 以皇权为旗帜，绅权、宗族权、宗教权都成为掌控村民的重要组织，他们的身份可能是交叉或者重叠的，他们利用自己的优势，对村民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政府治理基层的依靠，也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是乡村传统权威的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