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6)04-0088-12 纵观近几年的中国电影市场，悬疑惊悚片因低投入、高回报、产量大风头强劲，遗憾的是悬疑惊悚片质量却一直发展保守、缓慢，这也让悬疑惊悚片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几乎和西方的悬疑惊悚片同时起步，但受中国内地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观众心理诉求的影响，中国的悬疑惊悚片一直是“戴着镣铐”的舞者，这也让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呈现出独有的本土化特色。 一、悬疑惊悚片的定义 恐怖片几乎是电影诞生便随即产生的，在哥特小说、狂飙美术运动以及现代派意识流文学的文化土壤下，欧美各国的恐怖片(Horror)迅速兴起，魔鬼、异形、杀人狂、僵尸、狼人、吸血鬼等虚拟恐怖形态也随之产生。随着有声电影和彩色电影的出现，恐怖片势头更为强劲，而惊悚片(Thriller)就是“由电影史上最早形成风格的类型片之一的恐怖片发展、派生而来，是恐怖片的一个重要的亚类型”[1]。1960年，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 Powell)在《偷窥狂》、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在《精神病患者》中都引入了精神分析学说，意味着现代学说引入悬疑惊悚片。惊悚片通过声光布景制造非理性刺激，通过使观众在无法预测的深度刺激中精神退化，从而达到忘却现实烦恼的精神疗效。从词义上分析单词“horror”和“thriller”，两者都有“恐怖”的含义，但“horror”偏重“惨状”“嫌恶”的意思，“thriller”偏重“毛骨悚然”的心理体验，由此可见，相对于注重血腥暴力效果的恐怖片(Horror)，悬疑惊悚片(Thriller)更注重悬疑情节带来的智力挑战、惊悚气氛中情感的宣泄以及极端境况中人物内心的扭曲异化，他给观众的快感就是那份想看的欲望大于不敢看的胆怯的刺激。 二、悬疑惊悚片的历史与现状 “人类本能的欲望和压抑的变态成为了恐怖片最重要的内在心理基础，使电影制作者和观众都能通过恐怖、惊悚和宣泄，在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上展开交流与对话。”[2]西方的悬疑惊悚片深受基督教和吸血鬼小说的影响，有很重的屠龙和古堡情结，随着工业文明及资本主义的发展，利益取代道德，导演们开始借助悬疑惊悚片思考社会问题；日本的悬疑惊悚片以民间的鬼怪文化为土壤，擅长通过各种灵异现象来制造惊悚效果，缓慢的故事节奏、平淡的对白、狭小封闭的空间、日常的物件……都是日本悬疑惊悚电影制造惊悚效果的常用手法；泰国悬疑惊悚片的思想和气质则受到佛教教义的深刻影响，“色不异空”使鬼魂在泰国电影中日常化，“因果相续”使泰国悬疑惊悚片的结局往往带有宗教归化的意义。寻根溯源，中国悬疑惊悚片的文化根基则来自于中国的玄秘文化。中国自古对恐怖的标准与西方就有差异，从《聊斋志异》等古代鬼怪小说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妖魔形象多来自民间文化中的奇闻轶事，少有类似西方僵尸、异形、吸血鬼等血腥暴力丑怪形象出现。 19世纪初，“鸳鸯蝴蝶派”兴盛之际，中国电影人费穆、马徐维邦等也开始了对惊悚片的探索，先后产出了《情场怪人》《夜半歌声》《狼山喋血记》《春闺断梦》等大量佳作。这些影片风格上深受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创造性的运用歌剧咏叹调、雷电声、呐喊声、乐队演奏声等声音元素以及倾斜、变形的镜头。同时民众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现状的惊悸、躁动与不安都在这类影片中得到抒发，从一开始，中国的悬疑惊悚片就与社会心理紧紧相扣。在中国温柔敦厚的美学传统中，悬疑惊悚片注定只是先锋尝试，难以进入主流，尤其新中国成立后，电影秉承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变成了“人民电影”，以发挥教化功能为主，悬疑惊悚片便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的《神出鬼没》《羊城暗哨》《古刹钟声》等谍战片、反特片中，融入了许多富有惊悚效果的视听手段，算是悬疑惊悚片在夹缝中的挣扎，也为现在悬疑惊悚片与谍战片结合发展成有本土特色的谍战悬疑惊悚片打下了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悬疑惊悚片才逐渐重回中国电影市场。1980年的《神秘大佛》揭开了中国内地悬疑惊悚片的封印，随即的《恐怖夜》《鬼妹》《危情少女》《雾宅》都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潮中导演们表达个性的欲望。新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电影产业化大发展以及观众释放焦虑的诉求，中国市场对悬疑惊悚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悬疑惊悚片虽整体票房不高，但从票房和投入比来看属于高回报的电影类型，这也激发了更多的资本进入悬疑惊悚片制作。由于中国内地审查制度对电影中血腥暴力镜头的限制，中国内地没有真正的恐怖片，只有悬疑惊悚片，虽然审查制度依然是内地悬疑惊悚电影发展的首要限制，但商业价值加上新媒体的迅猛势头，使得近年内地的悬疑惊悚电影在形式、内容上都有很好的突破和前景。 三、中国悬疑惊悚片的文化特色 在欧美恐怖片中常见撒旦、恶魔作为恐怖之源，但在中国悬疑惊悚片中，鬼魅魍魉才是东方人的恐惧对象，不同的文化语境会削弱文化理解力和审美诠释力，这也是《女巫布莱尔》横扫北美却在亚洲地区反响平平的原因，所以要让悬疑惊悚片这个舶来品在中国“开枝散叶”，必须要以中国文化作为沃土扎根，中国独有的鬼怪文化、儒家文化、宗教文化都是中国悬疑惊悚片很好的“肥料”。 与日本来自怪谈文化的鬼文化不同，中国的鬼文化来自祭祀、占卜，从上古时代起，中国人的祖先就信奉肉身死亡但灵魂不灭，信仰、祭祀灵魂。进入奴隶社会后，鬼神文化更成为统治阶级压迫民众的工具。中国古代文学中关于鬼怪的篇章大多是当时人们对一些现象的好奇，这种“好奇”也成为恐怖文化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依托形态。“当人们在自己力所不能及，而又不愿意轻信某种理论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理解或想想的权利。”[3]东汉《风俗演义》中就设有《怪神篇》，明代又有了《剪灯新话》和《聊斋志异》，《剪灯新话》中的《牡丹灯记》多次被日本小说家改编，对日本恐怖小说有着深远的影响；《聊斋志异》算是中国比较有代表性的鬼神小说，《画皮》《聂小倩》等诸多篇章都被改编成经典的影视作品。鬼神主角多为女性，衣着也多为象征死亡的白色或鲜血的红色，少有西方血腥狰狞的形象。广电总局明确要求中国内地的电影不能出现“怪力乱神”，但又允许《西游记》《聊斋志异》《搜神记》等经典文学著作翻拍成影视作品，所以古典文学著作可以作为中国内地悬疑惊悚古装片的重要题材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