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6)04-0051-07 电影无疑是当今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载体。但意识形态操作有其复杂的技巧，意识形态在电影中的建构、传播和唤起认同的过程，本身是一个意识形态将自己消融、同化于电影情节和价值观中的过程。电影中的意识形态能够发挥效用的前提是它必须“隐身”，而一旦被指认和暴露，其意识形态则失去效果。因此，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效用之一就是，凭借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实际的否定”[1]。意识形态从来不会说自己是意识形态，为了隐藏自己的意识形态属性，高明的意识形态操作就需要用伦理、情感置换政治。因此，揭示影视文本中伦理与政治的置换，则成为当代中国电影意识形态批评的必经之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的“谢晋电影批评”，通过指认谢晋电影“政治与道德置换的秘密[2]，开启了中国电影意识形态批评方法的经典话语模式。兹列举一二： 谢晋一方面展示了“左”的统治下的黑暗，又使主人公成功地逃开了这一切，遁入中国人理想的家中。同时，又使矛盾的解决归入到血亲关系之中来。这样，就使政治的批判变成了伦理的批判，使制度的批判变成了道德的评判。在这种结构中，没有被淘汰出局的人，因此没有悲怆，没有崇高的牺牲，因此没有悲剧，有的只是乱世苟存后的窃笑，低调调和的一丝温柔。[3] 这些影片大多继续了1990年《焦裕禄》将政治伦理化的泛情策略……这些影片并不直接宣传政府的政策、方针，也尽量避免政治倾向直接出场，而是通过对克己奉献、集体本位和鞠躬尽瘁的伦理精神的强调来为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社会化”询唤从而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合法性。[4] 这是谢晋在这个特殊时代里运用的一种特殊的修辞策略……这种修辞策略的巧妙在于把一个政治故事转换为一个道德故事，用道德意义上的颂扬和贬斥来完成政治上的颂扬和贬斥。[5] 显然，80年代末期开启的谢晋电影批评，成为中国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惯用套路。“政治与道德的置换”成为意识形态批评最常见的切入点，被运用到众多电影批评文本中，“政治伦理化”、“用道德批判取代政治批判”的指责，既可以针对谢晋电影，也可以针对“主旋律”电影。中国电影的意识形态批评模式，一方面表现出对西方批评方法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类似的批评文本也弥漫着强烈的“反传统”、“去政治化”乃至“去伦理化”的气息。因此，可以说，对谢晋电影的这种意识形态批评，本质上是80年代以来“传统与现代之争”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反思80年代，走出这一时期形成的对西方话语的迷信，摆脱受西方话语强制形成的惯性。不再简单套用西方批评范式对本土电影进行削足适履的否定，避免用西方文化视角将本土电影“他者化”倾向。这是建构中国电影文化主体性的重要前提。 一、关于谢晋电影的“政治道德化” 1980年代以降，因对极“左”思潮的反感，思想文化界盛行“去政治化”，几乎每个电影导演，都极力否认自己的影片带有任何“政治性”。政治属性成为一部影片最不光彩的身份特征。许多导演都试图撇清影片与政治的关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西方各种理论方法争相涌入，“意识形态批评”这一新方法随即成为电影界向政治性开火的得力武器。在如此背景之下，代表中国电影最高成就的谢晋电影首当其冲地成为批评的靶子。他的电影被认为在伦理故事下隐藏着极强的“政治性”，是用道德对政治的替换，并指责谢晋在影片中将特定的制度问题转化为普遍的道德问题，其目的在于维护现实政治的合法性。由此，在80年代末兴起的意识形态电影批评潮流中，谢晋电影成为意识形态批评的重点对象，谢晋也被讥讽为是“以政治为天职的人”。“电影手册派”批评约翰·福特电影《少年林肯》中的意识形态操作时指出，真正体现电影政治性的是影片貌似“去政治性”，或者是将政治道德化。意识形态电影批评家认为，从谢晋电影中无疑也可以看出这种操作，而这种将政治道德化的操作恰恰表明谢晋电影有极强的政治性： 这些通常带有道德色彩主题的含义绝不仅仅在道德伦理领域，它们在谢晋的影片中不仅同某个政治故事纠缠在一起，而且终究要上升为一种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从而与原有的信仰体系结合起来，人物的道德选择也即政治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故事的道德化叙事方式恰恰表明了谢晋电影的政治性质。[2] 显然，被解释为意识形态操作策略的“政治和道德的相互置换”、“政治的道德化”等，在当时的语境中，无疑是对谢晋导演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谢晋电影的后果，不仅是在用道德批评代替对“极左”的政治批判，而且压制和改写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和历史。但是，这种批评显然与谢晋电影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其文革三部曲是公认的对“极左”时期人性扭曲的深刻揭示和呈现。然而，意识形态电影批评的文章还是潮水般冲向这位中国最优秀的导演。批评的不实和错位是明显的，但均被人们对西方理论和批评方法的热情所掩盖。 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意识形态批评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是“政治与道德”的对立。这无疑是西方传统而非中国传统。“政治与道德”的二元对立是典型的西方思路。其观念基础是“世俗领域”与“宗教领域”的对立，是“国王”和“主教”的对立，“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对立。在西方文化中，个人生活、内在道德属于私人领域，由牧师管理。正如那句西方格言揭示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在这样的观念下，“政治”是属于市俗权力运作的公领域，外在于私领域的道德。只有在这样的逻辑前提下，“政治和道德的相互置换”才成为对作家或者导演的严厉指控，因为这种置换确实蓄意混淆公领域和私领域两个独立的范畴，也就成了意识形态操作的罪状或证据。但是，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市俗领域”与“宗教领域”的对立，政治与道德并非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反而一再强调两者的统一，强调内圣外王，强调伦理与政治不可分割。所以，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该批评方法的逻辑前提不存在。谢晋对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这种处理，并不是蓄意要混淆两个不同领域。中国文化中“道统”和“正统”的范围是一致的。所以，对谢晋电影意识形态置换术的指责是不适应中国语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