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争论：华语电影和地缘政治 2013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201世纪60年代以来的三次学术争论，指出虽然不一定每次争论都导致学术范式的变迁，但通过争论各方的表述，我们可望更为清晰地辨识争论议题背后学术机制的运作或转型①。类似的分析方法应该同样切合海内外201世纪80年代才起步的中国电影/华语电影研究。从2014年开始，《当代电影》等刊物发表专题文章，讨论“华语电影”和“重写中国电影史”等议题。继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鲁晓鹏和北京大学的李道新激烈开场之后，北京和上海的部分学者陆续介入，一些海外学者也在2015年6月复旦大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后参与了相关的讨论。值得留意的是，作为观察者，海外学者龚浩敏这样评述复旦大学的讨论：“由于各种原因，辩者在有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似乎未能有真正的‘交手’。”②如果争论双方在场但又不交手，那么很可能是各持己见，错失了真正的交流和对话。 这次争论的起点是2014年刊发在《当代电影》上鲁晓鹏有关“华语电影”的一个访谈录③。其实，鲁晓鹏早在2008年的一个访谈录中就提出“跨国华语电影”(transnational Chineselanguage film)这一概念，只不过当年并没有引起国内学界的争论④。引起这次争论的关键词其实是鲁晓鹏标题中“重写电影史”的说法，即在“跨国华语电影”的理论框架内反思中国电影史的书写。作为国内培养的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博士，李道新敏锐地察觉到“华语电影”概念对国内中国电影学者的挑战，但他断定其“不可以作为中国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的主要思路或重写中国电影史的主导路径”⑤。 李道新开宗明义，强调地缘政治意义上“中国本土”与“海外”学术的差异，呼吁同“海外中国电影史研究进行平等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在重建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重写中国电影史，是每一位中国电影学者不可推卸的专业职责和学术使命”⑥。交流和对话本来就在学术研究的期待之内，大可不必特别呼吁，但李道新所焦虑的是海内外学术地位可能的不平等，因此主动出击，点名在美国任教的华裔电影学者，尤其将鲁晓鹏视为“美国中心主义”的代表，并由此警告国人：“美国中心主义，正在将海内外的跨国电影研究与华语电影论述引向一个无差别、趋同性的史论平台，并试图以此整合中国本土的中国电影研究和中国电影史写作，在重写中国电影史的过程中构建一个跨国(亦即美国)主体性。”⑦ 鲁晓鹏在多次回应中解释了华裔学者在美国学界发表文章并不等于就认同“美国中心”，更谈不上什么“主义”⑧。平心而论，李道新对于“美国主体性”的焦虑既不符合海外跨国电影和世界电影研究中解构美国中心或西方中心的新电影史走向，也不符合海外华语电影研究三十多年来一贯的跨学科的多元兼容的特征⑨。然而，正因为西方的艺术和理论深深植入当代中国的话语系统，李道新坦然承认，包括他自己在内，“中国学者中的西方中心主义或美国中心主义同样盛行”，虽然他仍然坚持在当今中国的学界中“还是有‘洋务派’和‘本土派’的区分”⑩。从“洋务派”和“本土派”的区分这个角度来看，其实到目前为止，这次争论并不针对真正意义上的“重写中国电影史”，更多的是以“中国主体性”为名争夺话语权，决定谁有权力言说中国，谁的话语更具合法性。北京大学的王一川在鲁晓鹏、李道新面对面交锋的“北大文艺沙龙”上对这一点做出了精确的点评(11)。其后，李道新自己也从反面证实：“我始终不知道‘华语电影’到底是一个学术概念，还是一个拿来争夺话语权的表达手段。”(12) 为了进一步确定中国本土的话语权，华东师范大学的吕新雨在2015年发表了洋洋洒洒五万多字的论文，一方面支持李道新在重写中国电影史中重建中国主体性的呼吁，另一方面为这次争论加入了新中国十七年少数民族影像书写的新议题，然后用一元化的国家(或政治)认同排斥多元的文化认同，全面否定海内外的华语电影研究，并指责“‘西方中心主义’恰恰是通过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外衣而在中国进行新的学术殖民。它把民族国家作为首要解构的对象”(13)。吕新雨还声称：“‘华语电影’有效地对‘中国’进行了‘去政治化’的脱敏，搁置了或者说遮蔽了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殖民、反封建乃至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才因此成为后冷战时代西方学术的话语通货或‘霸权’，并由此进入新时期中国的官方话语，成为今天最权威的中国电影‘命名’。”(14)作为曾经多次到美国访问的学者，吕新雨这里的表白凸显出对海外学界“一种深深的误解，或者一知半解”(15)。这是因为在西方，“华语电影”从来不曾是“学术的话语通货”，更不可能成为什么“霸权”；而在中国，“华语电影”直到21世纪以来才渐渐被官方媒体和学术机制接受。除了吕新雨的自我想象，谁会认为“华语电影”居然成为最权威的中国电影“命名”(16)?又是谁在确定这个“权威”或“霸权”? 从以上对这次“华语电影”争论的概述可以看到，虽然争论的主要议题涉及华语电影、重写中国电影史、重建中国主体性、以及少数民族影像书写，但实际上后三者并没有进入深度的讨论，而得到更清晰阐释的只有“华语电影”概念，虽然李道新和吕新雨仍不放弃各自对“华语电影”的理解(或误解)。这里我们不妨看看鲁晓鹏的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