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不是被物理的力量，而是被心理的力量，推动着走向电影院的。 ——麦茨 心之官则思。 ——孟子 电影的故事只是假象，是空的，关键是你个人怎么跟观众将心比心，心心相映，作为言语不能表达的沟通……把心交给观众…… ——李安 世界电影，特别是中国电影的迅猛及强劲发展，一定会把电影理论问题郑重提出。前不久(2016年6月4-5日)，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主办了“电影与媒介：理论新前沿和学术新领域大型国际研讨会”，特别是在会议的讨论互动环节，甚至提出了什么是理论的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比较宏观地勾画出电影理论的历史演变、现实状况和未来趋势的大致走向，少不了做一番回顾梳理、审视评估、展望憧憬的工作。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许多人来说，对电影的过去和现在做出判断，对电影的未来和发展进行想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冲破历史迷雾和时代围困，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德里达在宣布文字学诞生时说的那样，“未来已经在望，但是无法预知。展望未来，危险重重”。① 一、理论真的是灰色的吗? 提出这一问题，首当其冲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理论?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复杂，理论就是在不同知识领域运用概念进行陈述的组织化和集成化形式，陈述必须遵循逻辑原则；理论有三个要件，概念、观点，以及能够把一系列概念和观点整合起来的框架。理论作为对象的“逻辑素描”或“心灵戏剧”的价值和意义，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各种知识海量般涌现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突出了，尽管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一种随意贬损理论，并向理论泼脏水的思维惯性，几乎从未停止过。始作俑者大概可以追溯到德国诗人歌德，这里不提推波助澜者荣格、维特根斯坦等人。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些从事或不从事理论工作的人，通过引用据说是德国诗人歌德说过的一句名言“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来表明自己同声誉不佳的理论的天然“劣根性”划清了界限。像巴拉兹这样敢于宣称“真正的理论绝不是灰色的，相反，它给一切艺术都开辟了广阔的自由前景”的电影学者，绝对是凤毛麟角。②这句话其实来自歌德《浮士德》(1808)中一段似乎并不重要的描述：有一天，一位青年学生前来向浮士德求教，想拜浮士德为师。浮士德并不想接待，于是，魔鬼便装扮成浮士德，来回答那位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最后说道：“亲爱的朋友，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结果，这句话便阴差阳错地扣在了歌德的头上，成了一句流布甚广、贬低理论的说起来朗朗上口的俏皮话。尽管笔者认为，应当重新认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恢复理论研究应有的地位和尊严，就像恩格斯说的那样：“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③但并不意味着认为，所有领域(包括艺术门类)都应当一视同仁地拥有自身领域的理论。某一艺术门类理论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不仅应取决于该艺术门类及对该艺术门类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还应取决于该理论对于其他领域，比如哲学领域，乃至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这样，问题就变成了，电影究竟有多重要，电影理论又有多重要，它们的发展程度又如何的问题了。 二、电影在何种意义上定义人类? 巴拉兹说过：“电影是唯一可以让我们知道它的诞生日期的艺术，不像其他各种艺术的诞生日期已经无法稽考。”④笔者曾经这样说过：人们已经习惯于把电影看成是一种“神话故事”。如果说这说法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电影的诞生和它飞速发展的历史本身简直就是一个神话故事。⑤总之，电影的发展速度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但是，笔者现在希望表达的是，虽然电影的历史发展相当短暂，但发展速度却异常神速；虽然电影已经向人们显示出它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革命性利器的重要性，但是却仍然处在一个相当原始和初级的阶段。关于电影的历史和发展速度，这一点几乎不需要什么论证。关于电影的重要性，笔者曾在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和前不久为上海大学举行的“电影与媒介：理论新前沿和学术新领域大型国际研讨会”提交的会议论文《理解电影——论思的延伸》中进行了一定的阐述。⑥此次会议受益良多，笔者论文观点可概括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一定要在人类之梦中大有作为，并且成为人类之梦进程中最引人入胜和光彩夺目的一个部分。人类之梦的要义是，实现一个伟大的转变，即语言及文字手段使可见的和可想的以抽象符号形式交互传输，电影及数字技术使可见的和可想的就以见和想自身的形式交互传输。”⑦一位国外学者，在发言中特别提出了电影如何定义，以及人如何定义的问题。正是她的这一把电影和人的定义同时提出来的提问，让笔者意识到，尽管电影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比较能够形成共识和像样的定义，但是，正如20世纪的哲学家们已经在用语言来给人下定义一样，21世纪的哲学家一定会走到用电影来定义人的一步。最近国内文学界在讨论中国网络小说“野蛮生长”的时候，提到了麦克卢汉关于人类由印刷文明向电子文明转化的问题，还提到了20世纪初期英国小说家伍尔夫在自己的书信里提到，“在新的条件下，人的概念要重新定义”的问题。⑧现在，我们也许更清楚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谈谈方法》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著名论断究竟有多重要了：“这条真理是十分确实、十分可靠的，怀疑派的任何一条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予以采纳，作为我所寻求的那种哲学的第一条原理。”⑨笛卡尔把人的思和人的存在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论断，开启了“人如何思便如何存在”的想象空间，给后来的哲学家们带来了无尽的启发。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用语言来定义人，卡西尔用符号来定义人：“人是拥有符号的动物”，给后人用电影来定义人预留了拓展空间。海德格尔的早期思想中的“我思”，是“语言的我思”：“唯有言说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⑩伽达默尔则通过引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拥有语言的存在，指出：“语言是人类存在的真正媒介”，把语言在人成为人和作为人过程中的意义提到了至关重要的程度，即人掌握语言的程度等于人成为人的程度。(11)海德格尔晚年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自己的早年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内在性批判”，提出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再转向”问题，主要体现在他1969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面向思的事情》中。海德格尔承接其师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提法，提出了“面向思的事情”，他指出，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思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并把这种完成称之为“哲学终结”(他不像霍金那样，毫不留情地宣布“哲学已死”)，但是，思的任务并没有完成，更重要的是，尽管这个任务是哲学从开端到终结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始终存在的，却是哲学和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科学从来都没有也不能完成的。这个任务究竟是什么呢?对此，海德格尔不仅显得相当谨慎，而且十分小心翼翼。在他看来，巴门尼德、柏拉图、黑格尔和胡塞尔都意识到了这一任务。他反复论证了实在与主体的一致性，“面向事情本身”和“面向思的事情”的一致性，即，“面向思的事情”，就是“面向事情本身”。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又是什么呢?他引证了胡塞尔的一段在他看来相当重要的话：“任何原本地给予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性源泉；在‘直观’中原始地(可以说在具体现实性中)向我们呈现出来的一切，是可以直接如其给出自身那样被接受的，但也仅仅是在它给出自身的界限之内……”接下来，还提到了柏拉图早就认识到了的“没有光就没有外观”(这里我们必须提到，拍摄电影要有照明，电影撷取的不正是事物的外观吗?)，然后他又引证了巴门尼德的一段哲理诗句，提出了“被思为澄明的那种充沛圆满的无蔽本身”。(12)可以看出，海德格尔这里所说的思与他之前所说的“语言之思”的不同在于，“语言是在本身既澄明又隐蔽着的到来”。(13)我们似乎能感觉到，海德格尔是在热切地期待着一种不同于“语言的我思”的新的我思。电影这个词在他的字里行间中，简直呼之欲出。如果海德格尔不是那么书斋气，对电影再多一些了解，就好了。遗憾的是，要等整整15年之后，德勒兹才在论述爱森斯坦的蒙太奇探索的理论与实践的表述中提出来“电影的我思”这一重要语段：“就是发生于皮质表层的和谐整体促使思维的诞生，即电影的我思：作为主体的全体。”(14)麦茨探讨故事片的特点时，也曾指出过电影作为知觉的主体性，即“电影的我思”特点：电影在人的精神装置内部完成，但却需要包含不是真实知觉素材的刺激材料，并具有可传递性和逻辑化特点。(15)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句式，就应该说：电影就是本身既澄明又无蔽的充沛圆满的到来。必须指出，意识到这一点的重大意义是，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关于电影的各个种类、类型、形式和规格的作品的规律性，都会因此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来加以认识和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