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的巨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何看待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它是从何演变来的?用什么政治学理论来解释这种体制与结构?它的优势与弱势何在?它在未来将面临什么挑战?什么样的新权威主义体制才是具有可持续性并能成功地向新文明推进的良制?本文从新权威主义这一理论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及发展中的相关问题尝试提出一种宏观的解释框架。本文试图从百年史的长视角，对百年中国的变革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发展模式进行简要的考察。中国模式，即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可以解释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新权威主义模式。本文还提出一些与新权威主义相关的理论问题，如新权威主义与“薄壳效应”、新权威主义对传统“社会资本”的运用、新权威主义强调的中道理性及经验主义的政治哲学以及判断良性新权威主义体制生命力的四个标准，等等。 一、中国百年变革述略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国运急转直下，震荡起伏了一百多年，到邓小平主政的1978年，中国的命运才真正向好。从1840年到1978年，共计139年，中国人在漫漫路途中，终于求索出了自己的发展之道。为了文辞的简便，本文把这139年约称为百年。从1978年至今，几乎过了40年，中国这一时期的变革仍是小平路线的赓续，所以，我们把这40年与前面的139年合在一块儿讨论。我们把1840年以来的中国历史，以每十年为单位，作一个概览。 从1840年到1850年的第一个十年里，发生了鸦片战争。对于一个长期闭关自守的农业专制帝国来说，中国内部很难产生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推动力，无法完全靠自身的力量演化出先进的新文明。鸦片战争可以看作中国现代化起步的外推力，然而这个开局不好。1842年鸦片战争失败，被迫割地赔款的中国人深怀受欺侮的悲情与屈辱感，群体性的排外心态变本加厉，阻碍了因势利导的变革起步，中国人在此后20年其实并没有醒过来。 从1850年到1860年的十年里，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带来巨大的灾难性破坏。根据清朝户部战后人口统计，中国人口比战前减少数千万。在这十年里，中西文明进入更激烈的冲突碰撞时期。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国难进一步加深。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使中国士绅官僚与百姓对西方文明的逆反心理变本加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对洋务运动与外来文明的基本态度。 从1860年到1890年的30年，或许可以说是近代史上相对平静的时期。太平天国战争后，中国进入同治光绪中兴时代，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三大条约的签订，让西方人觉得中国基本上接受了西方的国际秩序，于是美英法等国开始对中国采取“合作政策”，支持中国对外开放，这本是一个现代化的新契机。中国也试图小心翼翼地推行洋务自强运动。中国国运似乎有了新的转机。然而，在对外关系上，士绅官僚中大言高论的清流保守派占据了舆论制高点，天津教案表明，清流党保守势力进一步构成了对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的压抑态势。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使中国失去南方屏障的中法战争，在1986年到1979年的光绪二年到五年之间，中国国内又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旱灾，按照外国传教士李提摩泰的统计，灾荒面积遍及清朝一半以上的省，死亡人口近两千万人，相当于当时整个欧洲的人口①。这种社会生态的脆弱，也预兆着即将到来的民族大灾难，传统体制生命力的脆弱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 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进入近代历史上最为屈辱的、国运最坏的时期。甲午海战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滑铁卢。从1894甲午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短短六年多的时间里，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其对外战争赔款合计接近7亿两白银。19世纪末的西方列强在《马关条约》的刺激下，也改变了对中国原先的“合作政策”，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人们不得不感叹中国的国运陷入“墨非效应”②的深渊：如同人们穿衣服时上错了第一颗纽扣，第二颗、第三颗都会上错，从此中国祸不单行。 从1900年到1910年，庚子劫难之后的清王朝统治者终于大彻大悟，开始一场颇为认真的“辛丑变法”。这场晚清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各个方面，但为时已晚。随着慈禧与光绪于1908年逝世，新的满清统治者平庸无能，青黄不接，他们在亿万汉人的汪洋大海中已经丧失统治的自信。 概括地说，鸦片战争以后的晚清70年，变法与中外战争关系紧密，国家只有在外战失败后才被迫改革。战争失败引起的士绅官僚的屈辱感与悲情，又产生了强大的群体性的抵制学习西方的逆反心理，从而使新的改革注定备受挫折与困难重重。改革的挫折，又导致新的战争再次失败，战败后的统治者推出新一轮改革，新的变革又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再次失败。如此周而复始，胶葛纷纶，恶性循环，直至统治王朝的权威合法性在连续不断的危机中消耗殆尽，使中国失去了在既存秩序下改革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