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融合文化中好莱坞电影的跨媒体叙事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6)03-0183-07

       当代文化研究学者亨利·詹金斯认为，在20世纪末(特别是90年代之后)好莱坞电影艺术在叙事方式和传播形态上十分显著地出现了一种新的类型，即在融合文化中实现了跨媒体叙事(transmedia storytelling)。当代好莱坞电影的这种跨媒体叙事指涉故事的内容和意义在多种媒体平台之间所进行的持续生产、传播和动态循环。这一新型艺术传播机制首先直接与媒体融合的技术性相关联，但是与此同时詹金斯认为在更深层次上，这种跨媒体叙事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技术融合范畴，它根植于一种融合文化之中。在这一文化语境中电影艺术传播的融合过程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它不仅包括各种媒体的技术融合，而且还包括内容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生产/消费融合等多方面的媒体范式转型和社会关系重构。“融合发生在同一个媒体应用设备中，同一个特许经营中，同一个公司中，媒体消费者的头脑中，以及同一个粉丝社团中。融合同时包括媒体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媒体消费方式的变迁。”[1](16)正是由于立足于融合文化这一独特视角，詹金斯在探讨好莱坞电影艺术的跨媒体叙事和传播时，并没有仅仅局限在那种传统上基于语言学模式的经典叙事学范围之内，而是将跨媒体叙事置于好莱坞的电影艺术和传媒产业发展的现实语境中进行社会叙事学式的分析和阐述。①因此在这一视域的观照之下，融合文化中当代好莱坞电影的跨媒体叙事就可以说是一种围绕建构故事世界而在多样化的媒体平台上所进行的意义生产与传播活动，它超越了单一的媒体本位和专家范式，并且成为了体现集体智慧和参与文化的协同叙事模式。

       当代好莱坞电影艺术的跨媒体叙事是一种力图将多种类型的媒体文本进行有机整合并以此共同建构一个故事世界的新型叙事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叙事越来越成为一种建构故事世界的艺术，因为艺术家们创造的这种引人情境是在单一作品中甚至在单一媒体中都无法得到完全探索和穷尽的。”[1](114)所以规模宏大的故事世界虽然由单个电影文本所激发，但是却并非要局限在这一媒体中进行完全的展现和叙述。这一故事世界已经超越了单一电影文本可以容纳的最大限度，它常常需要通过多部系列电影以及小说、漫画、动画、游戏、电视、互联网等各种类型的媒体文本相互支撑才能共同建构起来。正如詹金斯所讲的那样：“一个跨媒体故事通过多样化的媒体平台而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每一个新的媒体文本都对整个跨媒体故事做出了独特而有益的贡献。”[1](95-96)在这种情况下，电影的跨媒体叙事和传播自然呈现出了与传统好莱坞叙事(无论是旧好莱坞还是新好莱坞电影)明显不同的特点。比如，传统的好莱坞电影十分重视情节发展的因果律，特别强调叙事的连续性、一致性和整体性。这种经典的线性叙事模式在大卫·波德维尔那里得到了生动的论述：“电影进程就如同一个楼梯，‘每一个镜头段落都表达了一定的东西，实现了某个目的，并在叙事中一步一步接近高潮’。行动引发反应，每一步所产生的结果都反过来成为下一步新的原因。”[2](427)因此在传统上电影叙事中任何情节上的偶然性和随意性都会被认为是对于电影统一性的悖逆；任何故事中的冗余都会被认为是对电影流畅性的干扰。而在电影的跨媒体叙事和意义传播中，电影文本的故事和情节却出现了许多在传统好莱坞电影中十分罕见的断裂和冗余。一些情节似乎未做任何说明便出现在故事中，而另一些情节又似乎未及详细说明就一带而过了。针对这种情况很多电影学者和评论家都认为这是传统好莱坞电影已经“死亡”的症候，当代好莱坞电影已经把电影制作的重点放在了通过各种视觉特效的展示来赢得观众上，因此电影传播的叙事性已经开始让位于电影传播的奇观性。“许多人对这种变化的整体影响深表遗憾，认为电影的中心已经转向了电影项目的营销能力，不再重视电影作为叙事乃至大众艺术的独特品质。”[3](30)而詹金斯认为这种声称电影叙事性已经衰落的论调是很值得质疑的，因为这种观点主要是基于传统上对电影情节和故事结构的认识来理解当代电影的，而在融合文化中电影的跨媒体叙事很显然超出了这类既有的叙事模式。它在创作之初就是以建构多种媒体平台上的叙事体系为目标的，因此其故事结构安排上更为灵活多样，也更为复杂深奥。比如，在《黑客帝国》的跨媒体叙事中，一些故事情节和人物是受众在观影之前就已经通过电视、漫画、游戏等媒体文本十分熟悉的内容，所以这些部分在电影文本的叙事中自然可以跳过或者省略，从而将重点放在对故事核心部分的详细讲述上。另外，在《黑客帝国》的电影文本中所缺失的情节内容可以在其他媒体文本和平台上寻找和发现。事实上，电影文本中已经设置了诸多巧妙的暗示、象征、隐喻等，它们是联系和衔接不同媒体文本的关键要素，但是当受众没有与这一故事世界的其他媒体文本接触之前这些重要细节可能都是不可理解的。所以詹金斯认为“故事要素被越来越多地置入到电影中并用来创造开端，它们只有通过其他媒体才能被充分发掘”。[1](107)那些认为叙事性已经衰落或者对跨媒体叙事表示不满并提出批评的人们正是因为囿于传统叙事模式和媒体范式的桎梏，其关注点才仅仅局限在了电影文本之上。在这种视角下他们完全忽略了其他媒体文本在建构叙事体系和故事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因此得出不恰当的结论也属自然。

       由此可见，作为人们内在文化体验和建构生活意义的叙事活动并没有在当代好莱坞电影中衰落，它只是在新的融合文化语境中发展出了新的意义生产和传播形态而已。我们可以看到跨媒体的故事世界已经延伸到了影片和影院之外，电影文本中表面上显得不连续的情节结构实际上具有完整的故事框架，只是这种完整性体现在多样化的媒体系统中而已。当然，还有一些情节上的空白点是创作者有意留下的开放空间以待其他媒体文本继续挖掘。而从更深层次上来看，当代好莱坞电影的跨媒体叙事与传统叙事模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通常只是立足于单一的媒体本位，所以其叙事和传播活动也就禁锢在唯一的电影文本中，这也就要求必须表现出一种完整的有机整体性；而前者则是在不同媒体平台中进行的故事建构和意义传播，因此可以体现出在多重媒体文本中所实现的协同叙事(synergistic storytelling)。这种协同叙事超越了单一的媒体本位，力求综合运用多元化的媒体文本，并且在叙事上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协同效应，从而生发更为多样的叙事策略，为跨媒体受众提供更为丰富和深层的观影体验。在这里我们应当注意，这种协同叙事与传统好莱坞中的电影改编之间所具有的重要不同。传统好莱坞中的电影改编通常是在已有的小说、戏剧等媒体文本的基础之上，通过二次创作和媒体转换而制作出的电影作品。这种电影改编与跨媒体叙事都涉及到两个或多个媒体平台，但是不同的是传统上的电影改编通常还是以单一媒体为中心。比如，在将小说改编为电影的过程中，最常见的首要标准就是考虑电影要如何忠实于原著或者考虑小说怎样修改才能更适合于电影创作。所以，这样的电影改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相关内容和意义的跨媒体传播，但是并没有打破单一的媒体本位，而是以既有媒体的叙事为中心各自为政。而在跨媒体的协同叙事中虽然也有许多来自于既有的媒体文本，而且不同媒体文本的特质也是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因素却并非是首要的，它被置于这样的前提之下：多种媒体文本不仅要发挥自身特质，而且要彼此互动、相互呼应，通过凸显媒体间性来共同建构、细化、拓展同一故事世界。因此詹金斯认为“在跨媒体叙事的理想形态中，每一媒体都尽其所能——以此一个故事可能通过电影引入，又通过电视、小说和漫画得到拓展；这个故事世界还可能通过玩游戏得到探索或者通过逛游乐园得到亲身体验”。[1](96)协同叙事的最终目的在于完善多元媒体建构的故事世界，而非凸显任何单一媒体的叙事特权和中心地位。当然，跨媒体叙事和传播的这种独特的协同性之所以能够出现并非无源之水，它是与当代社会中融合文化的不断生成与发展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融合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鲜明地体现在好莱坞电影技术和电影产业发展中自上而下的融合趋势中。这一时期，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带来了迥异于胶片电影的数字电影，而且与之相伴的各种数字媒体CD、DVD、个人电脑、数字电视、互联网等也纷纷涌现。除此之外，信息技术和数字通信技术也在不断深度融合。因此，数字传播和媒体融合为好莱坞电影的跨媒体叙事和传播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电影领域的各种数字资源和内容可以轻易地横跨多种媒体平台，并进行快速加工、转化和再循环。电影不仅可以出现在影院中，而且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电视、电脑等传播媒体中。当然在技术融合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媒体产业融合。与20世纪20至50年代好莱坞的制片厂制度不同，当代好莱坞电影的产业融合并非试图再次将制片、发行和放映进行垂直整合，而是更多地进行横向一体化。“旧好莱坞只是专注于电影，然而新的媒体集团则已经获得了整个娱乐产业的控股权益。”[4](34)比如：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不仅发展电影业务，更是将其经营范围扩展到了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子游戏、玩具、书刊杂志、漫画、游乐场等娱乐领域。这种跨媒体的所有制形式促使这些综合性大集团倾向于在多种传播渠道发布系列产品以争取各种媒体消费者的青睐。由此不难看出，当代好莱坞电影的跨媒体叙事和传播模式是在包括艺术、技术、产业等在内的多重融合文化因素共同推动下逐渐形成的新型叙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