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香港百废待兴，电影业却一枝独秀，单单是50年代，粤语片的产量达一千五百多部。当中不乏混水摸鱼和粗制滥造的作品，或神怪荒诞有余而艺术与社会批判意识尽付阙如，引人诟病。眼看着粤语片面临危机，一众影人(包括粤语片名人吴楚帆、白燕、卢敦、张活游、黄曼梨等21位创办人)成立中联电影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抗拒滥拍，并以自己的片酬作投资，不惜工本制作心目中优秀的作品。这种集体性创作和合作社营运模式，甚具当年“左派”理想主义色彩(期间三大“左派”电影公司“长城”“凤凰”“新联”前后成立)，但“中联”在坚持制作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之余，不忘走通俗和平民化的路线，做多元化的尝试，以切合本土粤语片观众的脾胃、启迪民心。在其生产的44部影片中，超过一半以上是改编中国古典文学、戏曲和西方文学作品(英、美、俄、意大利)。“冷战”氛围下的英殖香港，在电影文化翻译的过程中，粤语方言电影的“本土”身份如何与中国“五四”以至西方经典的叙事传统和好莱坞的通俗故事成功融合，以至跨越各自的界限?本文研究的文本包括《天长地久》(1955，改编自美国德莱瑟《嘉丽妹妺》)、《春残梦断》(1955，改编自俄国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和《寒夜》(1955，改编自巴金的同名小说)。 电影改编中西文学经典 从当代多媒体与多元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们得以重新考虑在50年代中期，“中联”改编的几部西方文学名著。“中联”取材自西方名著的三部电影：《孤星血泪》[1955，改编自狄更斯的《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春残梦断》和《天长地久》。西方名著改编只占“中联”出品的一小部分，还有多部影片取材于其他文学作品，包括改编自俄国戏剧奥斯特洛夫斯基同名剧作的《大雷雨》(1954，The Thunderstorm)，通俗中国戏曲和本地小说、“五四”时期的文学经典(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连载小说、天空小说和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等。① “中联”在发展初期极需要引人入胜、文笔出色的电影剧本，务求雅俗兼顾。②1954-1955年短短两年间，“中联”改编西方文学经典，数目不多却悉力以赴，把西方经典重新演绎为本地化的中国故事，面向50年代香港殖民地的大多数粤语观众，到底有什么策略上的考虑，要冒怎样的(市场)风险? 论者常指出“中联”成立的使命，是制作有艺术价值的粤语片： 一群志同道合者，有感于当前影坛弥漫着歪风邪气，濒临绝境，于是奔走呼吁，倡议自觉和革新，以祈挽狂澜于既倒。经过几度磋商，认为有必要集合力量，组织属于自己的机构，以求能主宰自己的艺术意向。③ 所谓的“歪风邪气”，概指50年代的粤语电影充斥着很多神怪迷信，胡闹荒诞，纯粹以娱乐大众和赚快钱为目的之电影制作。④粤语有声电影自30年代伊始，已蒙上“粗制滥造”的污名(其中涉及复杂的文化和政治，此处不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粤语片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预售发行权(即所谓“卖片花”)已成惯例，粤语片的制作进入高峰，本地影业以高速度拍摄低成本影片，大多制作粗糙简陋。据影人黄曼梨(1913-1998)回忆：“1950年粤语片异军突起，每年出产影片达300部之多，由于外埠市场的需求量很大，卖端口价钱很高，不少独立公司就在这年纷纷组成，大量拍摄粤语片。”⑤ 吴楚帆(1911-1993)不单是粤语电影的大明星，同时一直是改革粤片的大旗手，“中联”的创办人。在《中联画报》的创刊词中，他解释“中联”成立跟当前粤语片市场的生态关系： “中联”成立于1952年11月，那个时期，粤语影片非常蓬勃，在产量上，可以说是战后的黄金时代，年产300部以上，但是，尽管产量惊人，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则崩溃的危机，必然接踵而来，因为由于产量增加并不正常，供销不平衡，相对的形成了市场的困难，就只好力求制作成本的减低，必然影响到产品质量上的粗糙和简陋，因而就不能满足一向对我们粤语片热诚爱护与殷切期望的观众们的要求，于是营业上就必然遭遇困难了。⑥ 显然，“中联”尝试把西方文学作品搬上银幕，跟本地人对文化体面的观念有关。在这环境下，“中联”却借用外国文学的高尚格调，在市场上逆流而上。本地改编应否忠于外国原著，还是适应本地情况?以及如何因应粤语片观众的口味和感情，以抗衡市场压力?本文从一个历史环境跨进另一个历史环境，分析其间的得与失。 抒情电影：改编《安娜·卡列尼娜》为《春残梦断》 首先以李晨风(1909-1985)的《春残梦断》为例，马上可看到一个跨文化和跨媒体电影改编上的有趣现象，即十分自由随意地改编托尔斯泰的原著。这部改编之作更接近另外两部类似的西方电影：一部是朱利安·杜维威尔(Julien Duvivier)的《安娜·卡列尼娜》[1948，英国制作，费雯丽(Vivien Leigh)主演]，另一部是由美高梅公司出品，克拉伦斯·布朗(Clarence Brown)执导的同名有声片[1935，由传奇女星嘉宝(Greta Garbo)主演——她曾演过两次安娜的角色，之前一次是1927年的同名默片]。据说李晨风导演“常常去看外国电影，带着摄影机去，把镜头一个一个的拍下来，带回家里去研究、分析。研究人家的分场、调度、镜头运动、镜位等等”。⑦他很可能看过《安娜·卡列尼娜》的电影，在构思改编时，脑海里的可能就是杜维威尔的版本。因此，他也许拿这浓缩的电影版，即一个二手的西方文学电影改编作为“原著”，而非直接“模仿”托尔斯泰原著。的确，《春残梦断》的片头字幕并没提到托尔斯泰的小说，正如“中联”这段时期的其他改编电影也没提到原著(那时翻拍外国电影和改编外国文学，并没有版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