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6)03-0038-04 一、从“专题片”与“纪录片”概念之争说起 所谓“专题片”与“纪录片”之争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理论话题。[1]这一理论话题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88年。 事情起因于一部名叫《望长城》的电视片。1988年，中央电视台与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合作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望长城》。这部长达12集、每集片长50分钟的系列纪录片，完全不同于以往画面加解说的传统专题片结构形式，而是以全新的结构方式和叙事形式，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觉感受：主持人作为节目结构主线，以长城作为节目脉络，由主持人带领大家走遍长城，从东到西描绘了一幅长城两边人民生活的风情画。[2]《望长城》让中国的电视工作者开始重新审视纪录片的概念、结构方式和叙事手法，也引发了关于纪录片和专题片概念的大讨论。1992年11月、1993年4月和11月，中央电视台分别在北京、浙江舟山和湖北宜昌举行了三次“中国电视专题节目分类与界定”研讨会。与会者对专题片与纪录片的界定产生了激烈的争论。[3]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专题片上。持否定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根本就没有专题片这种说法。持肯定意见的专家学者认为，专题片是中国电视节目的客观存在，而且是电视界的口头禅，完全取消是根本不可能的。[4]中国电视工作者将这次论战记入了中国纪录片发展大事记，声明《望长城》是中国纪录片和专题片分家的标志。 1993年至今，“专题片”与“纪录片”之争一直没有停歇，如2011年张瑞林的《专题片与纪录片属性再议》，2012年熊高的《视觉传播下对电视专题片的再认识》等文章还在对这一争论进行探讨。当然，也有很多电视研究者有意回避电视专题片这一概念。 二、“专题片”如何迷失了自己——电视专题片概念嬗变过程的梳理与勾勒 “专题片”既然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名词，想要厘清这一概念还要对纪录电影、电视专题节目在中国本土的发展历史进行考察。根据刘习良主编的《中国电视史》论述：“电视新闻片和纪录片是早期电视新闻的基本形式。当时的‘电视新闻’主要是指电视新闻纪录片，根据片长和时效，它可以分为新闻片和纪录片两种”。[2](34)有研究者据此认为“我国早期的专题片与纪录片是同一个概念，即专题片—纪录片。”[3](6)的确，回顾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中国的电视专题片起源于时长较长、影响较大、主题明确的新闻纪录影片。和世界各国二战题材电影一样，中国最早出现的抗战电影是纪录片。1932年，日军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成为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翌年，上海众多电影制片公司相继推出了《十九路军抗日战史》《上海抗战》《上海浩劫记》《暴日祸沪记》《十九路军血战史》《淞沪抗日将士追悼会》等多部表现这次战役的纪录片。这些新闻纪录影片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电视专题片有着很多相同之处：有明确的主题，有着浓厚的主观性，结构紧凑，有较浓的宣传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由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很多纪录电影也与后来电视界所言的专题片具有共通之处。中国第一部被正式称为电视专题片的节目诞生于1958年10月1日，是采用16毫米胶片拍摄的，片长20分钟，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九周年》，是一部无声电视作品，由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记者、编辑集体创作。[5]这部电视专题片完全可以被看作是纪录片。其实，在新中国电视发展的初期，新影厂的长短纪录片成为电视台长期的、经常的和大量的节目来源。[2](34)后来“专题片”这一名称的出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社教节目部的“专题节目”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社教”的本义是“社会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般指“社会主义教育”。196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展了较长时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为了配合这项运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了社教专题节目。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北京电视台也开始制作播出了大量的社教专题片，如《一个工人的家庭》《珠江三角洲的农村》《美丽的橄榄坝》《欢乐的新疆》《大庆铁人》《收租院》《战斗在越南南方》《成昆铁路》等，“文革”期间有《三口大锅闹革命》《海空雄鹰团》《深山养路工》等，“文革”之后有《承德离宫》《太行丰碑》《庐山散记》《鲁迅故居》等，这些专题片可以看作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专题片中有农业专题、人物专题、气象专题、历史专题等等内容，包罗万象。这些具有明确的主题，有着完整的结构，对主题进行深入细致挖掘，时长较长的节目都被称为专题片。这些专题片不仅是中国“形象化”的政治表达，[2](34)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先进人物、先进单位、先进技术等等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成为中国观众接受思想教育的窗口。 在“专题片”的这一嬗变过程中，它的内涵、外延以及内在的逻辑都与传统意义的“纪录片”有了较大的分异。纪录片在英文中被称为Documentary。1926年2月，纪录电影教父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在《纽约太阳报》上首次使用了“documentary”这个词来指罗伯特·弗拉迪哈(Robert Flaherty)拍摄的影片《北方纳努克》和《摩阿那》，之后，这个词沿用至今。众所周知，这个单词的核心是文献的意思。所以，文献价值是纪录片最核心的东西。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开始努力保存自己的记忆，然而只有在一百多年前电影发明以后，人类才有可能利用这种新的技术拍摄了很多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献的影像资料。所以，纪录片又被认为是人类记忆的保存。尤其是那些可以被称之为人类共同记忆的珍贵的纪录片。在这个意义上，纪录电影和电视纪录片是人类用不同的摄影技术拍摄的同一种类型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