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6)03-0075-06 2015年，我国全年票房前六的国产电影中，有5部是喜剧电影，突破33亿元的《美人鱼》更是创国产电影票房之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观众对喜剧电影是具有较高需求的。然而作为一种“危险的艺术”，当下的中国喜剧电影也表现出了喜剧精神缺失、没有文化担当以及社会责任感淡薄等非常严重的问题。有些喜剧电影不但不弘扬积极向上的精神，反而有意无意地传播着负能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负价值的体现。喜剧电影必须要有自己的社会担当和文化自觉，否则，所谓的喜剧电影就会沦为低俗潮流的标志性代言者。 一、从《夏洛特烦恼》的被热议再说喜剧片的精神缺失 《夏洛特烦恼》是近几年来一部既有票房号召力，又引起广泛关注，并能获得学界一定好评的国产喜剧电影。影片为观众呈现完整故事和密集笑点的同时，也传递了“要珍惜眼前人”、“生活要脚踏实地”、“不要一山看着一山高”等看似普通却又容易被人们所不自觉地忽略的道理。虽然影片《夏洛特烦恼》还存在着诸如情节转折生硬、段子化明显以及电影叙事不够完善等问题，但在今天解构成风、碎片化搞笑充斥银幕的喜剧电影创作大潮中，这部影片却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找回了喜剧电影的某些精神内核，让后现代语境下的观众某种程度上重新体会到了喜剧的力量。《夏洛特烦恼》可以说是一部能切实反映当下年轻人生活话题、又有着一定现实主义审美观点的喜剧电影。 喜剧电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电影类型。《电影艺术辞典》和《辞海》分别给出了喜剧电影的定义：“以产生笑的效果为特征的故事片”，“一般以讽刺或嘲笑丑恶落后现象，从而肯定美好、进步的现实或理想为主要内容”。虽然“笑”是喜剧电影的关键词，但喜剧电影不仅仅只是追求某种感官刺激，更重要的是要发现和探索“笑”背后的精神指向和意义内涵，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寓庄于谐”。其实，“寓庄于谐”并非什么新理论、新提法，它是一般喜剧都应体现的一种喜剧精神。但近年来，特别是遭遇后现代思潮冲击后，恶搞、无厘头、搞怪、媚俗等所谓新潮流渐渐淹没了“寓庄于谐”的精神性指向，人们似乎忘却了喜剧电影也应有它的文化品位和给人以启迪的审美享受。于是“寓庄于谐”也就逐渐被当作一种过时的观念而被打入了理论的“冷宫”。 其实，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喜剧应是借由各种或夸张、变形，或嘲讽、揶揄的形式与手法，来揭示一定人生哲理，寄托一定人文关怀的艺术样式。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就提到了优旃“善为言笑，然合于大道”，刘勰在《文心雕龙》里也有“谐辞隐言”的表述，其中“言笑”与“大道”、“谐辞”与“隐言”的统一就是“庄”与“谐”的统一。 喜剧电影中的“庄”主要体现在对艺术作品的思想导向、社会意义和审美趣旨的提升上，它往往通过对社会上各种丑陋的、倒错的现象，对某种可笑而又滑稽的人物、事件的讽刺，或对某些人内心深处的鄙琐、狭隘、自私、妒忌等各种欲念的揭示或放大，作出尽情挖苦式的展示和批判。为此，鲁迅曾深刻指出：“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1]297在美学领域，喜剧与滑稽往往是具有同一指向的，正如有学者早就提出的那样：“滑稽的审美特征，是引发人们在恶的渺小空虚和善的优越的比照中，看到自身的胜利和威力，引起一种对于对象轻蔑、嘲笑的审美愉悦。”[2]228-229 喜剧电影正是由于在笑声中具有烧毁无价值的或丑恶之现象的力量，同时也肯定了合于人类理性所认同的真、善、美，喜剧也就体现出了对自我与世界的乐观主义精神。讽刺批判和乐观自信的相互交融与相得益彰是喜剧精神最为明显的特征，它们或多或少地体现在绝大多数类型化了的或属亚类型的喜剧电影之中。所以，当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才会如此肯定地认为：“只有到了丑强把自己装成美的时候才是滑稽……否则，不美将始终只是不美，它就不会进入美学的境界。”[2]228-229 然而，近20年来，由于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拼贴、解构、搞怪等被不断融入我国的喜剧电影创作中，衍生出声势浩大、有“谐”无“庄”的喜剧电影。特别是在中国的电影市场格局大变革的背景下，青年亚文化开始崛起，喜剧电影原有的审美立场被逐渐消解或淡化，把低俗、庸俗当通俗，认无聊作有趣，以低级趣味为笑料，奉网络段子为灵感生发器的喜剧电影层出不穷。它们只重其形，不重其意。当“人生如戏”沦为“一切皆嬉笑”时，喜剧电影“庄”的灵魂也被丢失了，于是喜剧似乎真的成了“无聊”的代言。 首先，中国电影市场格局的变革导致了喜剧电影应有的讽刺批判精神的缺失。 讽刺批判精神是喜剧电影作为一种根植于生活、贴近现实人生的艺术样式所具有的最为彰显精神的特质。它对应中国传统美学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艺术功用论，“怨”，“刺上政也”，其涵义就在于用艺术的形式来表达作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的批评和不满。“怨”所指涉的不仅仅是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不良现象，还包括对伦理秩序范畴内的不仁不义品性的批判和讽刺。喜剧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讽刺有关，“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首先就是一位杰出的讽刺艺术家，果戈里的《钦差大臣》对“当时在俄罗斯看到的一切丑恶现象，一切在需要人们主持正义的场合所发生的非正义的行为都汇集起来，然后给予淋漓尽致的嘲笑。”[3]189契诃夫的《三姐妹》《樱花园》等剧则流露出作者对生活深刻的批判意识；查尔斯·卓别林的喜剧电影《摩登时代》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种种异化现象，并对此作出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虎口脱险》《美丽人生》等喜剧电影则戏弄、嘲笑战争的残酷和野蛮……喜剧作为社会的清道夫、文明的捍卫者，“对有悖于人情或违反常理的愚行妄语、恶风陋习报以温和的嘲笑和揶揄，对邪恶是批评、规劝、纠正；而对生活中可笑复可恨的丑恶现象则回以无情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