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6)04-0180-06 近年来文学作品改编之热无需赘言。从“语”到“图”的叙事转变已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无法抗拒的诱惑及另一种生存方式。无论是以图像面目出现的影视改编作品，还是从文字转换成语音，诸如有声小说、听书等，都离不开“声”的贯穿和补充。“语”到“图”的影像改写中，“声”已经介入图像叙事。电影一代宗师安德烈·巴赞谈电影称：“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幻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声音进入电影是早在电影发明时就已经被预约了、注定了的。”①“声”与“图”一直紧密结合，“语”也以“声”的方式出现直指画面。可见，“声”是语图关系中的重要一环。而在以往的语图叙事研究中，对“言说”或“图说”的过分阐释与想象致使“声”并未得到应有的关注。事实上，语图关系是一个融合与对立的统一体。作为一古老、一年轻的叙事艺术，文学与影视的碰撞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叙事“缝隙”。那么，“声”如何“缝合”语图叙事的“缝隙”? 一、语图叙事“缝隙”产生原因 所谓语图叙事中的“缝隙”是指语言与图像两种媒介表现形式、两个不同文本在相互模仿、相互碰撞与“板块”对位中所产生的裂缝和空隙。②具体到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中，主要表现为影视作品对文学原著的偏离、文学性的减损、语言魅力的淡出、文学深度的抽离以及想象空间的缩减等。如今大量的文学作品被市场裹挟着变成视觉的赏玩对象，只有极少数能真正成为与原著相匹配的经典荧屏之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未能妥帖处理好语图缝隙。 之所以会产生叙事“缝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原因。从先天来看，不同媒介的不同表意方式是“缝隙”出现的潜在性原因。赵宪章认为，语言的实指本性及图像的隐喻本质和虚指体性决定了当它们共享同一个文本时，语言符号具有主导性质，图像符号只是它的“辅号”。③苏珊·朗格将语言与图像区分为推论性符号和表象性符号，不同于语言的确指，图像指涉到情感、模糊、含混、多义等不确定因素。当占据“强势”地位的语言符号转向“弱势”的图像符号，以图像表情达意时，自然会形成语图之间的不对等格局，导致指涉内容的不确定、多义化。而且图像叙事的本质是空间的时间化，即把空间化、去语境化的图像重新纳入到时间的进程之中，以恢复或重建其语境，④反之，从“语”到“图”的叙事转变则是时间的空间化。 从后天来看，具体改编的操作程度是“缝隙”出现的现实原因。在影像时代，文学作品以视觉化的形式被“呈现”出来必然要经历一个改编的过程。通过翻译、模仿等操作行为实现从语言内图像到外图像的转化，在原著的基础上创作出适合图像表现的剧本，涉及对原著精神的领悟程度、改编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每一环节的疏漏都容易造成语图叙事的“缝隙”。 所以，时空两种维度的媒介叙事欲实现无缝切换，就不得不以牺牲“语”或“图”的部分表现力为代价或增添其他表达手段来获得语图叙事的黏合。图像的多义指向性在将对象引入一种意味深长与多重阐释的境域之时也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罗兰·巴特在分析图像叙事时指出，“所有的形象都是多义的：它们意指着以其能指为基础所指的‘漂浮链’，读者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个而忽视其他的。”⑤这就意味着单纯靠图像来传达相对明晰的意义是很难实现的，需要从场外引入其他叙事媒介。英国艺术理论家贡布里希也指出附加手段于弥补图像表现目的的重要性，“图像的唤起能力优于语言，但图像在用于表现目的时则是成问题的。而且，如果不依靠别的附加手段，它简直不可能与语言的陈述功能相匹敌”⑥。此外，影视图像一方面以视觉呈现模拟出“在场”的表象，所有的对象客体都在图像中展露无遗，另一方面存在的本质却隐藏于图像之内，图像所承载的深义是“不在场”的。可知，试图把握“不在场”的图像所指意义链条，且使之相对清晰确定化，应有一种类似语言符号的叙事媒介以弥补“图说”缺陷。 本文提出一种“缝合”的努力尝试：引入“声”的维度。所谓“缝合”意指在影像时代的文学作品改编中，通过加入“声”的叙事，来促进“语”与“图”的互动和缝合，即实现语言叙事、声音叙事、图像叙事的融合，简言之，“语-声-图”三者的统一，以尽可能达到原著与影视改编作品的精神契合。 二、“声”的“缝合”合法性 当把目光投向“声”，也是在探询“声”去“缝合”语图叙事缝隙的合法性。在“语-图-声”的框架中，实际涉及文学与图像、图像与声音两组重要关系，前者与视觉文化的大环境紧密相连，后者连结着听觉文化。在如今出现的听觉文化转向背景下，“声”正是在“视”与“听”的轴线上凸显出自身意义。“视”“听”是影像文化的典型特征，自有声电影诞生以来，我们不仅用眼睛去看，还用耳朵去听，“听”与“视”相比存在哪些特点，仅仅是感官的不同分工而已吗?显然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说，耳朵能听到眼睛捕捉不到的东西，这才是“声”真正能介入影像叙事的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