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讽在静默中冷却

       当《寒枝雀静》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时，瑞典导演罗伊·安德森(Roy Andersson)已年过70。从1967年拍摄第一部学生作品到获得金狮奖，他的电影生涯已有47年。但是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他仅仅拍摄了5部电影长片，堪称世界上最低产的导演。这位在国际影坛突然失踪并深居简出的人，凭借5部电影就成为当代北欧电影的代表性人物。在电影风格的探索方面，北欧的罗伊·安德森与拉斯·冯·特里尔(Lars von Trier)恰好构成了一对“反命题”，冯·特里尔用语言实验和激进话题拉伸电影的边界，罗伊·安德森则用回归绘画性和摄影性的反潮流方式，赢得了影评人的赞誉。在运动镜头、快速剪辑和视觉特效大行其道的今天，罗伊·安德森的电影似乎在语言上回到电影史前的美学：固定机位、长镜头、广角摄影、多人镜头和深焦摄影，这种与潮流格格不入的视听风格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质感，折射出罗伊·安德森奇特的电影本体论。他用电影去探索人在社会、政治和情感上遭遇的困境，描绘生存的尴尬、荒诞和衰老，聚焦于个体的脆弱与无知，展现那些突然袭来的难以摆脱的存在主义困惑。

       罗伊·安德森的两极创作

       罗伊·安德森的创作生涯是高度矛盾而且极其独特的，在世界电影史上独一无二。与许多同龄欧洲导演要经过助理导演的历练或电视台工作来积累经验完全不同，他毕业后走上了一条“电影小路”。

       罗伊·安德森是伴随着战后欧洲电影的黄金时代而成长的，从默片时代的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和卓别林到战后的德莱叶、伯格曼和布努埃尔，以及法国的新浪潮，这些电影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斯德哥尔摩电影学院毕业之后，罗伊·安德森的创作经历了泾渭分明的两个时期。在25岁时，他接连拍摄3部短片，这些短片明显受到以“法国新浪潮”为代表的欧洲新电影运动的影响。《取回单车》(1967)描述了两个少年以取单车为借口的约会，讲述少年初尝禁果的《10月5日星期六》(1968)则讲述一对普通青年情侣共同度过的周末时光。这些短片都采用自然光、室内实景拍摄，讲述带有弑父倾向的反叛青年追求自由爱情的故事，与新浪潮的美学一脉相承。1970年的《瑞典爱情故事》让罗伊·安德森把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部长片处女作入围了柏林电影节，获得瑞典国家电影奖，而且成为当年票房最高的瑞典电影。这种成功对于一个27岁的电影青年来说来的太早了。罗伊·安德森尝试摆脱新现实主义和新浪潮的影响，寻找个人电影风格，结果1975年的《羁旅情愫》遭遇了失败，影片带有很强的实验色彩，故事比较离奇，令人费解，不仅遭到影评人的指责，也不受观众的欢迎，罗伊·安德森从此一蹶不振，电影生涯因此中断，直到2000年《二楼传来的歌声》才东山再起。

      

       《二楼传来的歌声》

       在25年的断档期里，罗伊·安德森展开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电影创作。瑞典在1963年推行了一系列电影改革，建立了新的电影管理体制，取消了25％的娱乐税，创立瑞典电影学院，基金会收入的65％用于支持瑞典国产电影创作，新制度让瑞典电影完成了新老电影的更新换代①。同时，伴随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成长，瑞典电影观众数量也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高峰，许多青年热衷于在电影院度过夜晚和周末时光，除了艺术电影，喜剧片、侦探片、伦理片和儿童片的创作也非常活跃②，影院的映前广告因此而兴起。罗伊·安德森在断档期就进入到这个特殊的行业。影院映前广告与电视广告的制作理念有所区别，它的制作方式和材料与电影是相同的，而且要比电视广告需要更有创意的剧本策划。从1969年到2005年，罗伊·安德森共接拍了400多部广告短片③，成为瑞典电影界首屈一指的广告电影导演。恰恰是这些广告片，让安德森不断摸索和奠定了个人风格。

       这些广告短片的拍摄方式非常接近，往往用1分钟或30秒的时间，展现普通人在日常生活突然遭遇的荒诞情节，辅之以一句广告词。比如在为TRYGG&HANSA保险公司拍摄的系列广告中，安德森展现了许多突然发生的意外，有交通意外，也有失足落水，在结尾时给出字幕：“意外难以避免，但我们能预防一些，迟早，您需要保险!”

       由于广告具有时间短的特性，安德森摸索出一种单镜头拍摄法：所有的创意和情节都用一个固定镜头拍完。与此同时，他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形态特殊的喜剧演员，成为他后来电影中的人物。1987年《瘟疫降临》标志罗伊·安德森把这种冷调的荒诞风格发展成熟，这是应政府邀请拍摄的反映艾滋病的公益短片，影片用一种冰冷的讽刺展现了艾滋病人的处境，以及人们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和歧视，影片拍摄完成后被禁止放映。1991年，他又拍摄了短片《光荣的世界》( jorden，1991)，影片灵感来自于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用固定机位的一个镜头讲述人们用发动机尾气处死一卡车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孩子。这两部短片与普通的商业广告片不同，表达出电影对当代社会的强烈介入功能，向观众发起了道德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