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9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3-0148-10 电影评奖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生产中的重要事件。“政府—金鸡—百花”是我国首次出现的立体化、规模化的本土电影评奖体系①，奠定了中国电影的评价和奖励格局，影响至今。该时段电影评奖体系的实施和运作，更大范围地调动了观众的观影热度，通过电影对民众生活的介入、电影生产机制之间的密切互动，共同塑造了80年代独特的电影文化生态。然而，传统的电影史写作却对此着墨不多，主要是对第四代、第五代作品的关注，确立的是“新浪潮”电影观主导下以电影语言为中心内核(美学品质)、以导演(艺术家)为范式的新陈代谢之代际观念②。依据这种潜在的史学逻辑，除少数第三代、第四代导演暗合“新浪潮”精英意识的电影得以进入主流叙述之外，其间颇受观众欢迎的“百花奖”影片，甚至一部分代表专家意见的“金鸡奖”作品，由于与精英电影史学观念的隔膜而与传统电影史(观念与实践)保持着较大距离。但是，随着电影产业的强势推进，国民文化生活、精神气质(与传统“国民性”有交集，但不可将之替代)之重要性愈加突显。电影史学研究如果局限于美学、诗性或形式因素的探查，严守旧有学科主体，就只会画地为牢，错失学科领域延展，无法在艺术(文化)现实问题面前发挥应有功效。1980年代确立的电影生产机制，尤其是评奖机制，至今仍是中国电影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电影生产的产业转向中却功效渐弱。如何重新反思电影传统，还原被遮蔽的史学事实，跟进现有电影生态的新特点，思考电影生产机制的转型，发挥电影在传统大国复兴语境下对观众生活的引领作用，理应成为电影管理部门、生产组织乃至学术界的重要话题。为此，研究80年代电影奖评选与民众电影生活构建，就显示出极为重要的史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电影评奖与观众电影生活 新中国电影奖评选发端于1957年，目的是“为了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繁荣影片生产，提高影片的艺术质量，使影片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文化部决定给予1949-1956年间的优秀影片奖励。评奖范围包括开国以来至1955年年底首轮上映过的各种国产影片和译制影片，包括各国营制片厂、八一制片厂、公私合营与私营制片厂的出品，以及香港摄制的进步影片”，“除此次评奖以外，文化部还决定对‘五四’以来的优秀影片进行奖励；1956年以后的影片，将每隔若干年奖励一次”[1]。业界通常把由此开始的评奖称为文化部优秀影片评奖，后简称“政府奖”。后因故中断，1980年恢复，1985年更名为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1994年定名为华表奖。在文化部实施优秀影片评奖的同时，深感“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回答……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只要人民爱好，就有价值”[2]，周恩来在中宣部、文化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史称“新侨会议”)时，提议创办群众性电影评奖，旨在“为了鼓励工农兵方向下的优秀影片，促进电影艺术创作的百花齐放”。因此，“《大众电影》将举办1960年-1961年国产影片群众性评选，并按照群众评选结果给予优秀影片以奖励，定名为‘百花奖’”，“通过百花奖要创作更多的各种题材、多样风格的好影片，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依照百花奖的实施原则，《大众电影》杂志社开始了第一、二届百花奖的评选，当即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成功，但在“文革”期间停止了评奖。百花奖恢复于《大众电影》复刊后的第二年，即1980年。至此，电影生产的“政府话语”和“人民话语”都得到了体现和实施。在评选过程中，另一个问题出现了。“从电影话语权趋于群众化、民主化的走向来看……还缺少一个重要声音，那就是电影艺术家和电影评论家这个群体。这种状态很不正常……放眼国际影坛……除极少数的由观众投票评选外，绝大多数均由若干电影专家(电影艺术家、电影评论家)组成的评选委员会评选。”为此，“1980年百花奖恢复、政府奖创立之后，长期主持电影工作的夏衍、陈荒煤就有创建专家奖的设想，电影专家奖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3]，因1981年为鸡年而命名为“金鸡奖”。 “政府—百花—金鸡”三奖评选体系的诞生，实质上是新时期国家治理体系在电影生态上的逐渐完善。首先是需要“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形成新的艺术风貌，解决“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最终促成艺术与“新社会”的无缝衔接。文化部“优秀影片的评选”便是以新的文艺方针检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电影创作，这种检视自上而下，以行政为主导。但电影作为“文化治理”(意识形态)与“人民接受”(群众评价)的中介，一方面要进行体制的新转型，适应新的意识形态要求，另一方面还需要得到民众的欢迎，这是一个艰巨过程。“新桥会议”通过对民众的重视而调整电影政策，突显了电影生产中的人民话语。“百花奖”的大规模评选就是依据电影的生产特性去还原“人民”(观众)在电影生产中的位置。这样，增加电影界与民众的互动机会，也为电影生产机制和电影主管机构寻找到电影介入民众生活的有效途径。 对80年代电影评奖进行研究，以发现民众电影生活为突出话题③。纵观电影与观众的关系④，电影介入并建构观众的文化生活(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上海⑤、60年代“英雄电影”的放映⑥)一直是中国电影史上的重要现象，但要像1980年那样以292亿人次的电影观众大规模、大范围地介入国民文化生活，不仅史无前例，也几乎不再可能。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大众电影》杂志及以它为依托的百花电影奖密不可分。当时，“世界四大通讯社同时发出的一则消息：‘世界上以一种文字发行的刊物，发行量最大的是北京的《大众电影》。’965万份的发行神话，至今无人超越”⑦，在发行量上完全可以傲视美国《读者文摘》[4]；《大众电影》杂志社依托已有平台，发动观众参与电影评奖，推出观众喜爱的电影作品，拉近了电影界与观众的关系，甚至出现了“《大众电影》是他俩的介绍人”[5]等具有中国味道的温情故事，显示出电影杂志对观众日常私人生活的渗透，诚如电影评论家章柏青所言：“报道中国电影的《大众电影》杂志每期发行量突破900万。那时，出行难，该社的记者只要手持一摞《大众电影》，便成了通行证，买车票，找旅馆，畅通无阻……80年代初的中国电影与中国社会紧密相连，与人民大众的意志、愿望、喜怒哀乐紧密相连。在改革开放、生龙活虎、蓬勃向上的社会气氛中，在鲜活、灵动、激情澎湃的艺术情境里，被遏制了十几年的创造力犹如火山般地爆发。”[6]可以认为，中国电影史上电影生态机制的各种端口，如电影评奖、电影刊物、明星等从业人员与观众如此密切的关系是无法逾越的高峰，甚至以这样的修饰词来形容这种关系一点也不为过：温暖而发自肺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