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中国，包括“文化大革命”的后半段和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具有潜流汹涌和渐变的特征。“文革”早期(1966-1969)的破坏在毛泽东进入晚年的1970年代平息下来，生活表面上恢复了正常：学生们回到了学校，其他人则回到了他们的工作单位。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问中国，启动了被称为“乒乓外交”的一个新秩序，并导致了中美关系在1974年的最终正常化。美国的重返中国带来了许多新型的流行趣味，标志着一个比较广泛和深入的全球参与时代的开始。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曾经频频见于政治宣传画的被妖魔化的西方形象，渐渐变得有些人性。连同两头麝香牛和两棵红杉树，尼克松及其随从在中国留下的痕迹也包括从大城市的一些角落悄然出现的喇叭裤和墨镜。到了这个年代的中期，越来越多变化的色彩和式样成为大街上的时尚。而最为显著的变化是1972-1976年间国产故事片的复苏，由此开启了新一轮的电影热。同一时期的译制片也较为多元化些：除了那些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兄弟和姐妹”国家翻译过来的电影外，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影也开始悄然进入大众的消费之中，并且在这个年代的后半段成为影像文化中的亮点。1970年代中国人的闲暇生活的特性可以用痴迷于国产的和舶来的电影和电影文化来描绘。 一代人对于电影和电影文化的痴迷更得到电影声音广泛传播的帮助，电影中的对白和音乐充满了1970年代中国的听觉空间。正因为银幕歌声和经典的电影对自在社会主义视听文化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细究电影在那时是怎样的被聆听，就成为一条更深入地理解电影的跨平台杂糅设计的重要途径。笔者现在的研究正是要聚焦于一种关键的艺术样式，即“电影录音剪辑”。作为在电影原作上再创作的“电影录音剪辑”，由于是专为无线电广播而制作的音响产品，它保留了原版电影中大部分的音乐与对白，同时以画外音旁白的方式添加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剪辑中的旁白叙述往往是介绍背景、环境，连接不同场面和角色，并且在最关键的时候提纲挈领，以突出作品的政治正确性。这样的剪辑并非电影的副产品，而是一种全新的文化产品。 随着电影录音剪辑在1970年代中国的流行，人们不需要实际接触原来的电影产品本身，便可获得电影素养。这种杂糅的艺术形式创造出了一种更加广泛而平等的进入社会主义视觉文化的象征秩序的幻觉。连同小说连播和广播剧一起，电影录音剪辑成为那个年代最为流行的群众娱乐形式。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的晚期中国的公共生活可以被形容为对于电影和电影文化的痴迷的话，那么，其他媒体的网络，尤其是声音媒体的网络，则助长了这种痴迷。在一个日常生活总体上被高度政治化的年代，电影录音剪辑作为一种多功能的平台，能有效地将来自政治中心的重要信息带进日常消费。当然，它也变成了这样一个所在，在那里聆听呈现出分歧性的政治轮廓，“逆听”(listening against)往往伴随“倾听”(listening in)的实践。 一、总音景 一个被时代政治彻底渗透的听觉空间是怎样运作的，它的听觉经验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的讨论将要从总音景(total soundscape)的定位开始。“在阔别十年以后，听着收音机里又唱起了‘洪湖水，浪打浪……’我悲从中来。”王蒙，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首席文化人以及曾经的文化部部长，在他庞大的自传的第一卷结尾段写道。王蒙详细讲述了1976年政治体制的剧变在声音文化方面的具体表现。他描写的声浪仿佛是一夜之间喷涌而出的： 听着“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我痛哭失声。看着电视屏幕上的京剧《蝶恋花》，听到李维康扮演的杨开慧唱到“爱晚亭”，唱到了“橘子洲头”，我热泪横流。听到了常香玉唱郭沫若的词：“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揪出‘四人帮’，啊吭啊吭啊……”我笑声咯咯响。我都奇怪，我怎么还是这样关心政治?做一个文人雅士，做一个遗老遗少，做一个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的独善其身的高人，岂不更好?然而我已经不可救药，我已经入世极深，我仍然感情炽烈，我仍然爱憎分明。不论我怎么样地收缩再收缩，认命再认命，矮小再矮小，难得糊涂，装傻充怔，养猫养鸡，做饭烧鱼……我仍然心系中国，心系世界，心系社会，关切着祝祷着期待着中国历史的新的一页。新的一页即将开始。① 王蒙在这里为我们列了一份清单，其中包括几首在“十七年”中备受尊崇经典性声音作品，但在“文革”时期却被认为有政治错误而从中国人的听觉空间中驱逐出去达十年之久。“洪湖水，浪打浪”是从湖北省实验歌剧团1958年的同名作品改变而来的电影《洪湖赤卫队》②里的一首流行歌曲；而关于红军长征的那首歌曲则是此类题材中最为脍炙人口的，它的标题叫作《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红了它的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郭兰英。郭兰英在“文革”期间受到迫害，在后毛泽东时代则获得了新生，恢复了她偶像的地位。 从过去岁月中复活的标志性的音乐和歌声除外，王蒙描绘的音景中也有几部1976年后创作的新作品。1977年的歌剧《蝶恋花》，将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作为主人公，把一个浪漫故事与政治牺牲的传奇融为一体，将杨开慧作为浪漫女英雄搬上舞台，这里象征的是一种对旧秩序在各个层面上——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复原③。至于常香玉“大快人心事”这个段子，据说是她在听到“四人帮”垮台以后欣喜若狂，和她的丈夫一起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创作出来的。常香玉的新唱腔充满高亢的精神和解放的笑声，通过她那具有鲜明特征的声乐风格表达出来，随着1976年秋天政治风景的戏剧性转换而被人们从收音机和其他遍布全国的广播渠道所听到，明确标志着新时期的到来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