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抗战局势使得当时内地电影将重心从上海迁至香港和重庆，其中南迁香港的电影人才和资本进一步促进了当地电影产业的繁荣，沦陷前的香港电影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抗战成为时代史诗，亦是中国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在内地影人的影响下，同时也出于消费时尚话题的商业目的，恪守商业路线的香港电影也在30年代末融入这一旋律之中，抗战爱国题材电影一度成为香港电影的主体。由于香港电影天然的商业属性以及香港观众的复杂性，其抗战题材电影不断与其他商业类型进行对接，成为当时香港的重要商业片。但经过短期的兴盛后，抗战题材电影在港又呈现出了迅速回落之势，个中复杂原因有待深入分析。 全面抗战之前的含蓄表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香港电影虽叠合在内地电影文化的发展之中，但内地电影在30年代形成的左翼电影文化对香港波及不大；香港影坛虽然充斥着浓郁的教化意识，但那种满含揭露、批判色彩的左翼电影并未呈现于香港银幕。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香港影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开始拍摄抗战题材的电影，出现了《生命线》(1935)、《抵抗》(1936)、《生力军》(1936)等作品。但由于港英当局的电检限制，这一时期的抗战电影尚不能直接表现抗日主题，大都采用映射的表达方式。 上述影片中，没有鲜明的全民抗击日本法西斯主题，也没有正面的抗日战争场面，但却表达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真切诉求。其中大观影业公司出品、关文清执导的《生命线》具有代表性，影片表现了一个爱国工程师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祖国筑成一条对国防和国计民生都有极大贡献的生命线——铁路。关文清记述创作《生命线》是“起源于在日本考察电影期间，目视日本港口的战舰云集，令我忆起迫签二十一条款，淞沪战事和潘阳事变，我想日人得寸进尺，侵略必无止境。古语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虽然只是个无权无勇的艺员，亦应本着自己所能，尽一点国民义务来救国。我要写个剧本来唤醒同胞”。①影片的主题曲和插曲中都有抗日救国主题的映射，其中男主角粤语片明星吴楚帆演唱的插曲《不堪重视旧征袍》流行一时，堪称香港最早电影流行歌曲。尽管如此，影片在港公映时仍遭不测，由于当时港英政府不愿招惹日本，便禁止一切直接抗日言论在香港的传媒上出现，《生命线》自然遭到禁映，成为香港电影史上第一部被禁映的影片。后因关文清诉诸法律，其影片也并没指明入侵中国的敌人是谁，法庭最终判导演关文清上诉成功，撤消禁制令，批准影片以原装版本公映。影片公映后，获得广州西南政府颁发的一等奖奖状、广州戏剧电影委员会颁发的荣誉奖；而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也颁发了500元奖金给《生命线》的制作人。 同年，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南迁香港不久的“天一港厂”还推出了由邵醉翁、文逸民执导的大制作历史巨片《火烧阿房宫》，影片表现了秦朝统一之前从太子丹作为人质入秦到荆轲刺秦失败这一阶段的历史故事。如影片广告所言：“剧情抓住了‘唯爱国才能救国，不抵抗必致灭亡’十四个字……一言一语都蕴藏着救国雄心，同力共赴国难。”②影片借古喻今，含蓄地表现了抗战爱国的主题。此外，还有关文清执导的表现唯有抵抗才能救国、唯有抵抗才能求生存主题的影片《抵抗》；邵醉翁、文逸民执导的表现一个女孩子为爱国不惜牺牲色相，协助捉拿汉奸的影片《爱国花》(1936)；以及表现民族危亡时一支生力军出生入死、舍身报国的影片《生力军》等。 这些影片在主题层面映射爱国抗战，关文清等创作者的基本诉求亦是爱国，但依然延续着香港电影的商业脉流，在表达爱国救亡诉求的同时多以商业类型对主题进行了包装，取得了较好的商业效益和社会关注，对即将到来的抗战电影大潮起到了奠基作用。但纵观香港电影的总体态势，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处于第一次产业勃兴的后期，电影在这时刚刚晋升为大众娱乐的一种方式，所以尽管有抗战电影的出现，但其主体依然是多类型的商业电影。 产业积淀和理论准备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全民抗战成为了时代主题而不再受政治力量的桎梏，内地的抗日题材影片也不用再“犹抱琵琶半遮面”，香港同胞的抗战热情亦高涨起来。这对香港影人来说既可以抒发他们的抗战热情，又是一个良好的商机，香港影坛开始大量出现表现民族抗战题材的影片，1937年全年拍摄的八十多部影片中，抗日题材就占了25部。③1937-1941年香港沦陷期间，这类以进步爱国为主题的抗战题材影片在香港电影中一直占据一定的比重，其抗战爱国的主题也愈加鲜明。 这一时期香港抗战题材电影的兴盛，也有着其产业因素。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大批影人或南下香港，或转赴武汉、重庆，或因其他原因留下，中国电影工业形成上海、重庆、香港三足鼎立的局面。中国电影的重新布局也改变了香港电影的格局，主要表现为充实了香港电影的制作力量和瓷本。在人才方面，多拨儿内地影人南下香港，其中既包括夏衍、蔡楚生、司徒慧敏、欧阳予倩、谭友六等左翼影人，也包括大批商业电影的高手，如任彭年、洪仲豪、但杜宇、陈铿然、洪叔云、汪福庆等。他们初入香港时，大都投入了制作抗战爱国电影的圈子，但不久后开始了分化。不论如何，抗战爱国电影在这一时期成为香港电影的主潮，这些影片和内地同时期的其他抗战电影，共同构成了三四十年代中国抗战电影的盛大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