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葛兆光看来，从五到七世纪，早期佛教在教团与世俗政权、戒律与社会道德以及超越精神与民族立场等多方面，发生了“静悄悄”的立场挪移，已经融入中国的思想世界。①宋明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儒释道的“三教合流”，佛教(尤其是禅宗)经由儒家“心性学”吸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份。这意味着印度佛教的中国化。然而，佛教的现代性及其当下意义，是在中国近现代社会面临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显现出来的。最典型的莫过于近代太虚法师提倡积极入世的“人间佛教”，显现了佛教禅宗的现代性转换。从世界范围看，与儒家、道家辗转于传统、现代相比，佛教禅宗尤其经由日本禅学者的阐发，从表征到义理，已能完全无碍地自由穿行于两者之间。“只有传统的‘禅’是不够的，因为有了从‘西方哲学’所获得的所有‘自由与必然’的一致这样的‘意识’作为基础，大拙独自的‘见性’才得以成立。”②美国华裔学者傅伟勋认为，禅宗虽然发源于中国，但经过铃木大拙、久松真一等日本禅学者的阐发与提倡，方引起西方的广泛关注。③东方禅宗所推崇的“明心见性”的直观顿悟，与西方自由意志相得益彰；单刀直入的禅悟与率性的个人主义虽然形成了外在差异，却在个体功能上消融了东西文化的内核阻隔。因此，对当下中国来说，佛教禅宗标识文化差异、东方符号、身份立场等功能突出，更重要的是，它在西方文化的比照中，从心理、精神层面愈来愈具有现代价值。性空、般若，一切无自性，皆源于因缘聚合、倏忽生灭，远比道家文化的“有无”“贵生”等概念来得彻底。这对深陷灵肉分裂、心理痛苦的现代人来说，具有精神解脱、自我安慰的重要功能。 然而，与现实不同的是，佛教禅宗在中国电影里非常单薄空泛。毋庸说现代城市类型，即便偶尔涉及佛教题材的《西游记》，在多个影视版本中也越来越远离原文本，从明清时期的佛教宣谕、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叛逆的自由精神到上个世纪80年代针对少儿娱乐的古典文化教育(如电视剧《西游记》)，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影视技术视觉奇观的消费主义浪潮中成为“阴谋”(《西游之大闹天宫》)、“仁爱”(《西游·降魔篇》)、“卖萌”(《大圣归来》)、“耍贱”(《西游记之万万没想到》)，等等。西游题材的当下影视作品不仅没有表达应有的佛教内容，就连最表层的情节关联也越来越模糊不清(如《万万没想到》结合武侠小说的内容，完全抛开西游故事，可谓一个极端案例)。概言之，佛教禅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未能受到当下电影的关注，无疑是经验萎缩、自我弱化的文化表征，很难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必要的身份及竞争力。 一、身份的意义：从成功案例说起 从世界电影范围看，宗教教理、经验、信仰都是极其重要的故事来源。天主教之于意大利电影、法国电影，新教之于美国电影，伊斯兰教之于伊朗电影，印度教之于印度电影，佛教之于泰国电影：宗教几乎是所有这些国别电影鲜明的身份标记。对于西方观众来说，佛教禅宗已经成为理解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与日本)的文化记忆与心理依据。如意大利著名学者艾柯介绍说，上世纪50年代禅宗在美国就非常流行，并且与大众文化“垮掉的一代”、先锋音乐、心理分析等，与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荣格等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保持了密切关联。④博伟勋则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天普大学开设多门禅宗相关课程，并受到大学生的欢迎。⑤真正蕴含佛教禅宗义理与顿悟经验的“泛东亚”电影(包括中、日、韩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大多能够取得世界性成功，就在于既呈现了符号表征的差异性，也从观念价值的层面提供了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意义差异。我们可以用一系列北美外语片市场的成功案例来印证这个结论。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2000年)在北美市场之所以能够雄踞外语片榜首(1亿2千万的纪录，至今已保持15年之久)，是与借助儒道传统文化勾勒古老中国，与西方文化的互补密不可分。如最受称道的竹林大战，用释道的“天人合一”提升了故事情节的境界，人性与物性幽然相通，庄玄禅意盈盈其间。这种阐释武侠的文化依据与国内及华语文化圈所熟悉的香港新武侠电影传统(如家国情怀、政治隐喻等)迥然相异，造成了该片外热内冷的现象。日本电影在北美市场的票房纪录，是《谈谈情跳跳舞》(1997年)斩获的949万美元。它讲述了一个中年男人在科层化的现代生活中身心疲惫的故事；在交际舞这个西化形式背后，不仅表现救护他人、心存良善的东方人性观，而且，从压抑、欲望到自控，形象地展示出人物在戒定之间、由定开慧的过程。这是反映日本民族特殊心理的世俗故事。与日本电影强调现代性的世俗生活不同，真正使韩国电影在西方崭露头角的，是金基德表现纯粹禅宗人生的《春夏秋冬又一春》(2004年)。在简约而韵味无穷的影像形式中，该片将焦点直接放在一个零落孤寂的佛门生活，将四季循环、人生欲望与成佛涅槃融为一体。该片处处充满隐喻，在“不立文字”的彻悟中，具有一种难解的东方神秘感，然而，却能在西方市场牢牢占据韩国电影票房的第一位(北美市场238万、英国市场40万、法国市场116万、德国市场131万美元，远远超出《江汉怪物》《太极旗飘扬》等张扬家国情怀、民族主义的韩国本土票房冠军)。可以说，金基德的这部影片在展示特殊的宗教体验、文化身份差异性方面获得了西方前所未有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