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医疗资源供给能否解决“看病贵”问题?　　

      “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困扰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难题。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医疗资源的供给不足(周其仁，2008；王文娟，2016)。从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确立医药卫生事业回归公益性的改革方向，到2015年《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政府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涵盖物质上的、人力上的、制度上的。然而，其精力主要围绕“看病贵”，即使围绕“看病难”所采取的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的措施，例如增加社区卫生中心的投入、医学院扩招等，也大都迫于“看病贵”的压力。那么，究竟何为“看病贵”?当前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的一系列举措，对于解决“看病贵”问题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如何改进当前的供给方式，方能进一步缓解“看病贵”问题?这些都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如何定义“看病贵”

      “看病贵”虽然已是人尽皆知的社会问题，但概念比较模糊。从国内已有的研究来看，对“看病贵”的理解主要包括五种：一是单次门诊费用或住院费用较几年前明显提升；二是医疗费用上涨速度超过GDP；三是看病支出比例上升；四是病人主观认识；五是病人应就诊而因费用问题未就诊(何平平，2006；李林、刘国恩，2008；伦施斯、张阳，2009；邢华、张乐，2012；封进、余央央、楼平易，2015；王文娟、杜晶晶，2015)。国外研究大多集中于医疗费用影响因素的探讨。

      本文认为，当前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费用承担者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个人，二是整个国家。两个层次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整个国家层面的支出包括三部分：一是个人现金卫生支出；二是社会卫生支出；三是政府卫生支出。个人层面支出，主要是指个人现金卫生支出。然而，由于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究其来源仍然是个人，本文将个人层面支出定义为人均卫生费用。对于“看病贵”问题，本文将分多个主体进行研究。

      无论哪个层次，所谓“贵”，是因为价格中包含不合理的成分。本文认为，因技术进步、医疗服务质量提升、条件改善等因素产生的供给多元化伴随的整体价格上涨，属于合理上涨的范围；而因人为因素制造稀缺、诱导需求等因素造成的价格上涨，才是真正的“看病贵”问题。在对主体分层和“看病贵”问题重新认识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探索当前增加医疗资源供给的一系列举措，分别对个人、整个国家、政府和社会支出的影响，进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医疗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

      1.医疗服务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

      国内外学者对医疗费用的影响因素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而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角度是医疗费用与收入之间的关系，考察医疗服务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早期的研究如Davis与Russell(1972)、Feldstein(1971)和Rosett-Huang(1973)对个人收入以及医疗保险作用的评估，得出了医疗费用价格弹性小于1的结论。Hitiris与Posnett(1992)使用20个OECD国家1960-1987年的数据，得出弹性系数略小于1的结论，并认为之前的研究没有考虑变量的平稳性，因此结论并不可靠。Murthy与Ukpolo(1994)使用了单位根检验和协整理论，认为医疗服务是必需品。不少文献(Gerdtham & ，2000；Okunade & Karakus，2001)对医疗费用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两者尽管为非平稳变量，但之间存在协整关系。Dreger与Reimers(2005)将技术进步作为控制变量，认为医疗服务为必需品。Chow(2006)对中国的医疗系统进行了研究，认为医疗服务是必需品。Baltagi(2010)使用年龄结构作为控制变量，认为医疗服务是必需品，且与人均收入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国内对医疗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晚，早期学者如陈滔(2002)、王爱荣(2004)等。近年来实证研究不断完善，对医疗费用是奢侈品还是必需品的研究结论也比较一致，认为医疗服务为必需品(何平平，2006；封进、秦蓓，2006；张颖熙，2015)。

      而Newhouse(1976，1977)借鉴前人的研究，使用截面数据并加入教育、地区、年龄等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认为医疗服务是奢侈品而非必需品。之后的很多研究，围绕个人收入与医疗费用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Culyer(1993)等人的研究也支撑了医疗服务为奢侈品的结论。Parkin(1987)认为之前的研究高估了医疗费用价格的作用，并认为医疗服务为奢侈品。之后的研究在方法上进行了多种创新。Gerdtham(1992)同样使用20个OECD国家1960-1987年的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回归，支持了Newhouse的论断，并且认为新引进的变量不会对弹性系数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