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卫生筹资结构如何影响卫生费用增长，以及卫生筹资结构与健康绩效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Stabile and Thomson，2014)。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卫生总费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为开展卫生服务活动从全社会筹集的卫生资源的货币总额。它反映一定经济条件下，政府、社会和居民个人对卫生保健的重视程度和费用负担水平，以及卫生筹资模式的主要特征和卫生筹资的公平合理性。根据中国的统计口径，卫生总费用分为3部分：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现金支出①。从1980-2001年，中国卫生总费用持续快速增长，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而个人现金卫生支出所占的比重从1986年的26%猛增至2001年的历史最高值60%②。普通老百姓的看病贵问题十分突出。顾昕(2010)将中国看病贵问题归因为卫生筹资政府责任的弱化。 为了回应老百姓的医疗需求，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发展卫生事业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开始逐步增加卫生费用投入。2003年，SARS的爆发促使中国更加重视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投入，进一步发挥政府和社会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俗称“新医改”)，明确提出“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确立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和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机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要增加对卫生的投入，并兼顾供给方和需求方。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使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有效减轻”。紧随其后，国务院印发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指出推进5项重点改革的目的在于着力解决群众反映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要求“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将全体城乡居民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切实减轻群众个人支付的医药费用负担”。2012年，《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更是明确提出了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不超过30%的目标。在加大政府卫生投入的同时，中国政府相继进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迅速扩大。截至2014年年底，分别有2.83亿人、7.36亿人、3.14亿人被以上3种制度所覆盖③。 随着中国政府对卫生领域的投入逐渐增加，以及全民医保的基本实现，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2015)提供的数据，中国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2001年的60%降至2014年的32%。同时，中国的人均卫生总费用也从2001年的394元上升至2014年的2582元(按当年价格计)，增长了5倍多。Fan和Savedoff(2014)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卫生费用都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一是人均卫生总费用的快速上涨，二是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下降。他们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卫生筹资转型”(health financing transition)，同时强调：卫生筹资转型并不必然会发生，而只是广泛存在的现象而已；不同国家或地区卫生筹资转型发生的时间和速度都不一样，甚至一些国家或地区还有可能出现反转的现象；政治、经济、技术层面的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卫生筹资转型。 本文将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中国是否发生了卫生筹资转型以及分析中国卫生筹资转型的决定因素有哪些。此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之一是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那么，我们很自然地要问——中国卫生筹资转型是否能够真正提高健康绩效?回答清楚以上问题，将会有助于加深对我国卫生筹资转型现象的理解，为完善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两点：(1)作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公开数据去解释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现象，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指标：人均卫生总费用和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2)国内目前还少有文献关注卫生筹资转型对健康绩效的影响。本文将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检验中国的卫生筹资转型对医疗服务利用和健康产出的影响。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除了第一部分引言以外，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介绍本文所利用的数据与模型，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是全文的总结与建议。 二、文献回顾 由于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卫生费用持续上涨的问题，所以卫生费用的影响因素是各国研究者所热衷讨论的话题。由于数据样本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已有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来说，收入水平、人口结构、技术进步、价格水平、医疗卫生体系的特征被认为是影响卫生费用的主要因素(Hall and Jones，2007；Chernew and Newhouse，2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