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取得不少进展。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农业产业升级和城镇化建设也与之紧密相关，农地流转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历来也是学者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在估算中国农地的流转规模：冒佩华(2015)利用2000年6省调研数据发现，到2000年为止约有15%的农户家庭流转过土地；叶剑平(2010)调研数据显示，截止到2008年，16.5%的农户家庭转入过土地，15.0%的农户家庭转出过土地。由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十分稀缺，目前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真实状况还难以把握。本文试图利用2013年和2015年两轮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追踪访问数据，考察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现状。 就农户参与农地市场的行为研究，国内外已有不少文献。Dieninger和Feder(1998)认为土地规模、农户财富、农村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劳动力监督成本和交易费用都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农地市场的意愿。Carter和Zimmerman(2000)认为农户的初始财富分配是推动农地市场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有其特殊性，交易对象是土地的经营权。对于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因素分析有丰富的文献，归结起来可分为4类。 一是家庭人口特征因素。张丁等(2007)认为现阶段农户土地过于零散、户主受教育程度低下、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等问题严重制约着农地流转；孔凡斌等(2011)发现户主为男性、家庭劳动力数量多的农户趋向于转出林地，户主文化程度高、认为林业经营风险低的农户趋向于转入林地；吕世辰等(2011)认为准市民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显著影响耕地流转；陈海磊等(2014)发现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对其土地转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土地是从低效率的农户转到高效率的农户手中，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 二是家庭就业特征因素。马瑞等(2011)发现，非农就业状况是影响农户转入农地的重要经济激励因素；钱忠好(2008)认为农户是否流转土地取决于家庭拥有的初始土地资源、家庭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农业与非农业的综合比较利益等因素；韩菡等(2011)认为非农就业机会对农户转入土地面积有显著的反向影响；廖洪乐(2012)却发现农户农地转出比重与农户兼业程度呈现U形关系。 三是农地市场因素。叶剑平等(2010)认为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30年土地使用权不变政策的落实对农户土地投资、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以及农民对地权稳定的信心等具有显著影响；马贤磊等(2015)也认为颁发土地承包合同和签订土地流转合同提高了农地流转率；田传浩(2005)同样认为地权的稳定会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对地权稳定性与土地流转的关系研究也有不同看法，钟甫宁等(2009)认为地权的稳定性对土地租赁总量并没有显著影响。 四是其他因素。廖洪乐(2012)认为农地转出交易受到了行政干预；郜亮亮(2014)也发现村级流转管制显著抑制了农地流转的发生，相比于农地自由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受管制农户转入农地的概率显著低7%；杨卫忠(2015)发现，当搜寻、解读和利用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信息的成本过高，却能够从社会网络信息中获取相关信息时，农户具有高度的土地流转意愿，表现出羊群行为。土地流转政策的落实可通过“示范效应”来实现，土地流转可通过建立与完善信息传播渠道与中介服务机构进行引导。 本文在以下方面对农地流转文献有所贡献：一是本文基于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对我国农地流转市场进行了全面而及时的统计分析，客观反映出我国农地流转的概貌与特征，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数据；二是本文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已有文献中的大多数解释变量，并通过定义不同口径的流转行为来验证这些变量的稳健性，可与现有文献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除此之外，本文的实证研究也有一些新的发现。比如，本文特别细化了家庭特征的内容，将家中16岁以下未成年人数量和是否有在读大学生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它们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效果完全不同。16岁以下未成年人数量对家庭转入农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转出农地没有显著影响；是否有在读大学生对家庭转出土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家庭转入农地没有显著影响。我们对这些现象做出了初步解释，在下一步的研究中，我们也将就此进行更加深入的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中国农地流转市场正在经历快速发展，农地的集中化趋势初现。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比例由2013年的24.1%上升至2015年的31.4%。其他经营主体参与农地流转的比例上升很快，2015年，11.9%的普通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户户均土地经营面积从2013年的8.3亩上升至2015年的12.9亩。农地细碎化的现象也有所减轻，土地经营规模在10亩以下的农户比例从2013年的83.58%下降至76.87%。农户劳均土地经营面积从2013年的3.3亩上升至2015年的5.0亩。中国农地流转市场体现出一定的效率。然而，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道路仍然漫长。在农地流转交易中，仅57.5%为有偿流转，超过40%的流转交易没有规定期限。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决策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家庭的人口特征(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口数量、家庭负担系数、男性占比、抚育孩子数量、有在读大学生子女等)、经济特征(就业情况、财富水平与收入结构等)、土地禀赋(土地的数量、质量、确权情况以及征收情况等)和社会环境因素(所在村的农地流转整体情况)都是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