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6)03-0058-09 20世纪60年代后期，内地“文革”深刻影响到了香港左派电影族群。这一时期两地电影的互动，仅限于内地和香港左派电影族群的政治互动，对其他非左派的香港电影基本上没有影响。在这种影响下，香港左派电影的创作显现出了和内地较强的互文性。之后很长时间内，香港左派电影与当时香港电影的娱乐性主体诉求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严重脱离了香港观众，也失去了大量的东南亚观众。在产业层面，这一时期香港左派电影的制片、发行也陷入颓势，“长凤新”出品影片的数量进入70年代后逐渐衰减，南方公司的内地电影发行业务也严重受阻。香港左派电影由原来的强势迅速转为弱势，已很难重现昔日的辉煌。60年代中期以来，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建立起的强势左派文化，也随之而趋向边缘化，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的产业和美学语境 20世纪60年代后期，香港社会在经过短期的动荡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为减缓社会矛盾，当时的港英政府在“后暴动”时期尝试重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开始制定保障工人的法例；另一方面，力图推行民主政治，加强和市民之间的联系。之后，虽然当时的港英政府封闭、保守、官僚的一贯作风未见多少改变，但毕竟做出了某种民主姿态，如在1971年改组了市政局，政治透明度也逐渐放开，而且增加了市民的参政渠道。“六七暴动”后，当时的香港总督戴麟趾(David Clive Crosble Trench，1915-1988)也推出一系列措施改善民生，如发展基建，推行小学六年义务教育等。70年代中期，麦里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1917-2000)继戴麟趾出任香港总督后，制定了“十年造屋计划”，进一步改善最困难市民的居住环境，减轻民众对政府的抵触心理。为增强市民对香港的归属感，政府部门还于70年代初推出“香港节”，有花车巡游等节目，力图更快地稳定市民心理。此外，面对日益严重的警员腐败和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1974年，当时的港英政府成立了“廉政公署”，对警员贪污问题开始调查，“由政府带头搞扑灭暴力罪行、清洁香港等以社区为动员基础的运动”，[1]并成功处置了警界最大的葛柏贪污案。尽管当时的港英政府在各个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香港市民依然对社会制度仍不十分信任，因此，面对社会环境的变化、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他们更多地采取了逆来顺受的适应，渐渐稳定了心态，转而自觉地去发展这个他们有着归属感的现代化都市。香港人的本土化意识经过这一重要转型阶段之后逐渐觉醒。 在经济方面，20世纪50年代中期香港已完成了向工业化城市的转变，工业结构也由自由贸易向制造业转变。60年代中期之后，香港制造业成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带动了香港经济的起飞。1969年，香港制造业工人达到524 400人，出口总产值从1960年的28亿多港元增加到1969年的105亿港元，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到1969年1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3.6%，1969年人均总产值达4757港元。[2]125-12670年代初，地产、保险、商业服务等现代化行业兴起，香港的财经中心地位也初步成形。至此，香港已从初期的转口港，逐渐向工业化都市蜕变，成为发展中地区的前列城市。尽管此时香港的经济、社会还面临着严重问题：工业经济发展较快，但居民生活水平落后；外来人口骤增，而住房短缺；劳动收入微薄，而物价全面上涨。然而与60年代中期之前相比，香港市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提高，特别是美孚新邨的落成，象征着一个富裕的中产阶层正在初步形成。大部分香港人也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可以进行工作之外的娱乐消遣，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新的转型。 在文化方面，以中原文化为主，融合岭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而成的一种独特的复合文化在香港滋生后，其内部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迅速增加的香港人口在年龄结构上也发生着较大分化，如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新一代香港人成长起来，他们成为本地人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76年，全港年龄介乎15至29岁的青年男女有130多万，占全体人口的三成。[2]125-126这些香港本土出生者与父辈们有着明显的不同，他们出身于经济生活较富裕的环境中，主要接受西方文化熏陶，已经没有了中国内地的乡土记忆，民族意识也很淡漠，香港人的本位意识逐渐增强。因此，他们在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观赏品位等方面和老一代的香港人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复合文化体中，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渐渐被淡化，西方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影响逐渐增强。此外，电视的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般家庭的业余生活模式。1971年推出的香港本土节目《双星报喜》逐渐受到欢迎，大有取代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粤语电视剧之势。1974年本土电视剧《啼笑因缘》的热播，改变了当时香港电视节目的格局，香港本土电视剧开始占据主流。这些都表明，香港社会的本土文化在逐渐形成，并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 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香港社会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了动荡中的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香港社会由乱而治，突破了传统的中原社会意识；香港本土意识由弱而强，逐渐演进为社会主流意识。香港已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个充满个人事业发展机会、可以安居乐业的地方；一个发展出本土意识与文化的社会。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构成又是娱乐消费主导力量的香港电影，一直在适应并契合这种社会的演进，并经历了本土意识从觉醒到凸显的过程，其中心意识便是全面强调娱乐性。首先，这种本土意识体现在电影工业体制方面，由“邵氏兄弟”等大型电影企业推行的颇具香港特色的现代化大厂流水线体制如日中天，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期；与此同时，“嘉禾”等新型制片公司推行的更为国际化且务实、灵活的“卫星制”也粉墨登场，并使香港电影经济快速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其次，这一时期的香港电影在电影文化层面一反传统，出现了表现暴力、阳刚且极具感情宣泄作用的新武侠片和功夫片，并创下了华语电影的品牌；出现了独具港味的功夫喜剧片和充满香港市民气息的“许氏喜剧片”；出现了具有香港特色的青春片；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具有香港特色的类型片，如犯罪写实片、色情片、恐怖片、科幻片等。最后，这一时期电影文化的本土化还表现为香港粤语片与国语片的合流。之前，香港影坛上粤语片与国语片界限分明，传统粤语片在70年代初全面停拍。1973年，粤语喜剧片《七十二家房客》带动了新兴粤语片的全面复兴，从此香港影坛不再具有国语片与粤语片之分。之后的香港电影“融合了旧粤语片、国语片的传统，加上电视时代的冲击，并大量接受外国影响，便形成此后与旧港片大有不同的新香港电影”。[3]新香港电影的出现亦是香港电影本土化的另一重要标志。总之，在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已经逐渐完成了本土化转型，发展成为独具文化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新兴港味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