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影评”：香港左派电影批评的里程碑

      中图分类号：I10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891(2016)02-0095-06

      “七人影评”是二战后香港“光复”的电影批评新起点，这是由南移香港的左派文艺工作者夏衍(梓甫)、瞿白音(慕云)、韩北屏(逵君)、叶以群(逸君)、周钢鸣(达之)、洪遒(蔚夫)、孟超(萧然、潇然)①合作组成的集体电影批评，主导当时香港电影批评的写作路向和写作范式，对于香港电影批评影响深远，是香港左派电影批评的里程碑。另一方面，“七人影评”努力将香港电影批评纳入整个中国电影批评的系统，成为后者“其中一个特殊而带地方色彩的部分”②，而“七人影评”的批评话语相当程度上也是对整个中国电影问题的表述，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电影批评的一种预演。

      “七人影评”据有的是香港大众报章副刊的电影批评专栏空间，有着明确的作品批评定位，③显着的有限篇幅限定；同时，作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左派批评写作，④承接三十年代左翼电影批评的观念模式，并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洗礼，有着更加自觉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意向，更加清晰的电影实践指导意图。显然，立足于香港《华商报》、《华侨日报》、《大公报》、《文汇报》副刊的“七人影评”，⑤具有更加广泛的民众认同，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电影专栏”[1]147，也是“当时脍炙人口的文艺评论”[2]175，还是“香港第一个著名的集体影评的群体”。[3]168对于“报章专栏文化”盛行的战后香港，⑥“七人影评”有其深远的批评影响，“对电影工作者和电影观众的影响很大。”[2]175

      1948年1月28日，署名梓甫、萧然、达之、逸君、逵君、蔚夫、慕云的《滚滚江流起怒涛——〈一江春水向东流〉集评》刊登在《华侨日报》，由此开始“七人影评”的批评征程。⑦此后，这样联合署名或以“七人影评”署名的左派集体批评，随即占据香港电影批评的话语中心。“七人影评”的选题和写作都经集体讨论，“把每次的意见集中记录起来”，“正面而又严肃地对于所评的影片说出是好是坏的真实话，抓着痒处，言之有据”，“是一种保留一定个性的有组织行为”[4]168，其批评广度和深度都远胜当时香港报章的“广告式影评”。⑧

      值得提醒的是，“七人影评”虽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但并非“无中心”或“平均化”，而是一直由其“主脑”夏衍把关，“在发表前都经夏衍过目，其中绝大多数文章经他亲笔修改”[5]290，或曰“文稿发排前，夏衍这位电影老内行以报纸主笔的身份校改过”[6]107。某种意义上，“七人影评”可视作夏衍主导的集体形式批评。另一方面，《七人影评》的实质在于“文艺战线”的统战，与“粤语集评”一样，是中共领导的香港电影界政治统战活动之一(夏衍自白“党要我做的是统战工作……捎带着给《华商报》和《群众》写一点文章”[7]384)，“其中政治话语的作用不可低估”[8]375，“带有太强的政治功利性”[4]169，自然不同于没有党派政治前提的纯粹艺术批评。

      “七人影评”的批评视野相当集中，基本限于香港上映的中国电影、苏联电影、美国电影，尤其前两者。其批评中心，与《电影论坛》相近，同样围绕中国、苏联、美国三者电影问题而构筑，但极少专门论述美国电影，往往在评论苏联电影时“顺手一枪”乘便评判。就历时性演进而言，“七人影评”初期稍侧重苏联电影批评，后期侧重国产电影批评。大致梳理《华商报》、《华侨日报》、《大公报》、《文汇报》的“七人影评”，可列表如下⑨：

      

      由表可知，“七人影评”的批评出发点基本接近于三十年代左翼影评，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指导下，更强调介入推动中国电影的现实实践，而非囿于艺术争鸣；在阶级政治观念的统辖下，把苏联电影确立为正面“教材”，把美国电影确立为反面“毒素”，不断固化二元对立的批评模式；用诸于国产电影批评，则相应地确立正面的“进步”、“先进”、“光明”电影与反面的“反动”、“没落”、“黑暗”电影的对立话语；尽管存在失之偏颇的狭隘，但同时也具有明快利落的爽畅。

      “七人影评”的开篇之作《滚滚江流起怒涛——〈一江春水向东流〉集评》，正是泾渭分明地进行批判与赞颂，“雄辩地告诉一切糊涂的电影工作者”：一方面谴责国民政府官方电影的阴霾，“一股腥臭的黑旋风，吹、吹、吹，卷、卷、卷，把整个艺坛(包括电影和戏剧)吹卷得天愁地惨，昏暗无边”；一方面称誉左派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这才是观众所喜爱的！”“它答复了‘中国电影难以企图世界水准’的自卑论调”。[9]由于注重联系阶级典型，“七人影评”习于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定性，界定“作为进步与光明面的张忠民和他的一群战友”、“作为官僚资本代表人的庞浩公”、“呼风唤雨，八面玲珑，与特殊任务结托的女人王丽珍”；而这种阶级典型不够突出和鲜明，“七人影评”则可归罪于创作者或者创作环境，对左派电影工作者倾向于理解劝勉，对右派电影工作者倾向于批驳指斥，于是宽容相待电影导演蔡楚生和郑君里，“假如我们的猜测是不错的话，那么这一切的可疵议的地方，与其视之为作者的歪曲或观点不清，不如归之于作者所处的时代环境的罪恶，使作者盲和瘠了。”[9]

      基于这样一种批评维度及其实践，“七人影评”先后推出了关于苏联电影《丰功伟绩》、《评霓裳新舞》、《政府委员》、《江湖奇侠》、《乡村女教师》和美国“反苏电影”《铁幕》的评论；而对于中国电影则内地电影和香港电影并重，既关注内地联华影艺社出品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文华影业出品的《艳阳天》、国泰影业出品的《忆江南》、昆仑影业出品的《关不住的春光》，也留意香港永华影业出品的《国魂》、《清宫秘史》、《大凉山恩仇记》和大光明影业出品的《野火春风》，具有一定的“在地化”意识，乃至倡言“应该重视”和“协助”香港所处“粤语系的广大人民”的粤语电影发展[10]，直至直接参与推动香港“反对伪片倾销运动”。有必要强调的是，“七人影评”对于所评国产电影的选择，绝非无的放矢，首重“进步意识”，选定左翼电影工作者主导的“进步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由蔡楚生和郑君里编导，《艳阳天》由曹禺编导，《忆江南》由田汉编剧(原名《哀江南》)，《关不住的春光》由王为一和徐韬导演，《野火春风》由欧阳予倩导演(编剧正是参与“七人影评”的叶以群)；次重本土影响，选中战后香港最具规模电影公司永华影业的所谓“思想内容都是反动的”[11]316《国魂》、《清宫秘史》、《大凉山恩仇记》。与此相应，“七人影评”对于所评苏联电影的选择，首重“进步意识”，次重“技术先进”；对于所评美国电影的选择，首重“反动意识”，次重“技术拙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