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95(2016)01-0061-09 在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王次龙是一位集编、导、演于一身的优秀人才。然而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和电影史观的拘囿，王次龙的名字很少被研究者提起，久而久之甚至被遗忘。他19岁涉足影坛，34岁去世，如一颗彗星划过天际，留下短暂而闪耀的光芒。在15年的从影生涯中，王次龙参与编导、演出的影片有40多部，包括爱情伦理片、武侠片、爱国片、侦探片、古装片等多种风格类型，其中不乏精品佳作。纵观其创作历程，大致经历了从“欧化”到“本土化”的转变，并积极进行多样化的类型片创作和美学尝试，为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一、“大中华百合”时期的“欧化”风格 王次龙(1907-1941)，原名王雪厂，河北保定人。其兄王元龙也是一位著名电影演员，并且编、导过多部影片。1926年，19岁的王次龙进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担任布景师，同年参演了该公司的《透明的上海》(陆洁导演)、《同居之爱》(史东山编导)、《殖边外史》(陆洁编导)、《儿孙福》(史东山导演)等影片，成为该公司基本演员。1927年，王次龙在武侠片《王氏四侠》中凭借精湛演技崭露头角，随后向编导方向发展，1928年编导的《上海一舞女》是其导演处女作。1929年，王次龙为大中华百合公司导演了武侠片《奇侠救国记》，编导了影片《谁是盗》，还在《铁蹄下》、《黑猫》、《王氏四侠》续集、《马戏女》等多部影片中担任演员。 大中华百合公司出品的影片一向以“欧化”著称，王次龙初期的导演和表演风格受其影响，也带有较明显的“欧化”痕迹。无论是主演的《王氏四侠》，还是导演的《奇侠救国记》，都是如此。 《王氏四侠》是王次龙首次引起关注的一部影片，该片由史东山编导，周诗穆摄影。影片讲述某寨主欺压百姓，无恶不作，以致怨声载道，大侠王大哥闻讯，单人匹马前往，途中遇到寨主及其爪牙调戏妇女，仗义出手，赶走寨主。由于寨主人多势众，王大哥便联络丐侠王五老、壮士王士东，一起行事。寨主手下头号剑士王长云早不满其恶行，趁机倒戈，反叛寨主。王氏四侠联手，杀得群贼落花流水，最后生擒寨主，交由民众处决。王次龙在片中扮演丐侠王五老，因表演出色受到称赞，有论者说，“在这张片子上，突飞猛进，人人有特殊的进步，尤以次龙的王五老表演得好。”[1]该片亦因成绩突出而赢得广泛好评，有人认为，“《王氏四侠》能够竭力跳出绣像小说改造成的古装影片的圈子，别立一个新的境地，他们这一种见解，的确是值得注意的。”[2]“《王氏四侠》虽是一部古装影片，但它并不因此与我们隔离，它含有时代的精神”，[3]“值得我们公正地赞一个‘好’字。”[4] 然而，这部制作精良、耗资颇大的浪漫古装武侠片，也因其“欧化”风格遭到一些非议。《王氏四侠》受欧美电影的影响较为明显，当时的评论者说：“我们看过了这片，不能不联想《月宫宝盒》、《十诫》等片，因为它的服装与建筑大皆(受)影响于那两个片子。”[5]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也认为，“浪漫派武侠古装片的《王氏四侠》，受美国西部牧童片的影响颇深。在这部影片中，史东山极力追求所谓画面、布景、服装、造型设计的‘美’，甚至到了不考虑剧情与生活真实性的程度，以致有些场面给人以非中非西的感觉。”[6]除了建筑、布景、服装方面的“欧化”色彩外，演员表演也有模仿西方之处，例如王次龙扮演的王五老，有一场劝说乡民起来反抗的戏，就借鉴了外国影片，[2]就连打斗亦有“欧化”倾向，当时中国武侠片吊“威亚”的技术还没有发明出来，片中击剑腾跃等动作场面，难免模仿外国强盗片，因此看过这部电影的评论者说，“《王氏四侠》里有两场恶斗，仿佛脱胎于《荡寇黑海盗》”，[1]其模仿痕迹由此可见一斑。 王次龙执导的武侠片《奇侠救国记》，同样是一部“欧化”风格的影片。该片讲述外蒙古酋长车臣汉，膝下只有一个女儿维金，部下达赖及其贝子猖狂无忌，试图阴谋篡权。维金爱上勇敢的少年英雄巴图，车臣汉也有意让巴图继承酋长之位。与巴图有宿怨的达赖父子大为不满，劫持维金，逼迫车臣汉让位。巴图在好友阿海的帮助下，擒获达赖父子，救出了维金，最后与她结成夫妇。[7]片中的奇侠巴图并非汉人，而是外蒙古部落大臣图谢图的儿子，他所救之国，也不是中原故国，而是外蒙古的部落国家。影片把背景放置在外蒙古的异族他邦，在布景、服装和造型设计方面就有了自由发挥的空间，更适合其“欧化”的表现。从现存的影片剧照来看，人物服饰中西结合、亦古亦今，看上去多少有些不伦不类。为求视觉上的美观，布景、装饰大多也是半中半西，室内器具上甚至雕有未来派的花纹。就连英雄侠士的造型也颇接近美国片中戴大呢帽、着小裤管、扎宽腰带的“西部式”英雄形象。 在中国电影刚刚起步之时，早期电影人模仿和借鉴欧美影片、学习其先进技术和表现技巧，原本无可厚非。史东山曾撰文指出，不少人对“欧化”盲目攻击、横加指责，很可能是故步自封、目空一切的骄傲心态作祟，“只知道青天白日之下只有中国，余者都是蛮、夷、匈奴这类未开化的民族”。[8]可见当时的反对“欧化”，很大程度上并非针对其表现形式和美学风格，而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宣泄。“欧化”是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除王次龙、史东山、王元龙等人外，当时著名导演卜万苍、孙瑜等人的影片也多多少少带有“欧化”的影子。客观地讲，早期中国电影人效学西方的“欧化”做派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不应一概否定。关键要看“化”得怎么样，不能生搬硬套，生吞活剥，机械模仿。另外，提倡“欧化”不能崇洋媚外，丧失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认为外国影片一切都是好的。像王元龙那样主张“西方化”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竟想把“脸儿也变成高鼻黄眉凹脸绿睛的模样才满意呢”，[9]显然就不可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