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实验”民族志电影

      实验电影(experimental film)与民族志电影(ethnography film)长期被认为是两个独立于主流电影之外的边缘化类型。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一向是相互独立，界限分明，各有各的批评理论和历史源流。它们的源头虽然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但其文化思潮背景却截然不同——实验电影植根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而民族志电影则生长自人类学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大批融合民族志和实验电影色彩的影像作品，突破了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在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语境中，二者都承担起新的文化功能。基于这些创作实践，实验民族志影像作为电影史中的交叉类型被重新发现。

      “实验民族志”(experimental ethnography)这一名词起源于后殖民主义人类学理论，是对民族志领域僵化的经验主义和客观性传统研究方法的批判。文字民族志领域最早有学者创作的带有实验特征的作品，例如人类学家吉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乔治·马克斯(George Marcus)、斯蒂芬·泰勒(Stephen Tyler)、迈克·陶西格(Michael Taussig)等。不论是文字还是电影媒介，“实验民族志”都是对传统民族志美学和文化呈现方式的反思。如果将“民族志”和“实验性”的范畴都放宽，就会发现实验民族志电影并非当代出现的新趋势，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被看见罢了，是对电影史中先锋实验性与人类学研究相互交叉现象的重新审视。回顾早期电影语言尚未成熟之时，民族志电影人深受现代主义美学、理论和实践的影响，重视呈现技术和方式的实验性探索。如《带摄影机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1929)和《无粮的土地》(Land without Bread，1933)，都被同时作为民族志和实验电影文本进行解读。电影史上，如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实验电影导演玛雅·黛伦(Maya Deren)等人的作品，都同时具备先锋实验电影和民族志电影的特征。

      如果说这些电影史早期出现的融合是随机的、无意识的，那么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大批融合民族志和实验电影的作品，则形成了有意识的美学创新实践，延续至今。本文将这种影像跨界现象放在“实验民族志电影”(experimental ethnography film)这一名词下考量，分析其出现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美学合法性，探讨它在当代西方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姓越名南》，崔明菡，1989

      一、“他者”的枯竭及身份演变

      民族志电影是视觉人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而变化。随着20世纪上半期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早期民族志电影绝大部分都不可规避地披上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衣，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对边缘、另类文化的视觉探索工具。在西方主流文化目光的凝视下，民族志电影所描述的对象成为文化意义上的“他者”。

      殖民主义时期，理想的民族志电影应该是对某种社会和文化形态的科学精准的知识性呈现。但是，这种“知识”必然与殖民文化内含的人种、族群以及等级制度密不可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民族国家的独立，第三世界崛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开始瓦解。传统民族志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后殖民主义文化理想的对立面，因为“他者”不再是沉默的或正在消失的族群，传统民族志电影的幻想对象逐渐枯竭。

      虽然殖民主义时期走向终结，但是后殖民社会仍在不断制造新的等级差异，“他者”内涵和外延开始发生拓展和转化，杂交式的、跨文化的身份认同在影像民族志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呈现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主流文化之外，出现了一批来自边缘族群的电影人制作的实验性电影，作为他们各自所出身文化的影像民族志而备受关注。越南裔美籍文化批评家、电影导演崔明菡(Trinh T.Minh-ha)将第三世界边缘文化作为其电影关注的中心，如拍摄于西非塞内加尔共和国的《重新组装》(Reassemblage，1982)、探讨后殖民时期非洲身份认同及地缘政治的散文式民族志电影《赤裸之地：生活是圆的》(Naked Spaces：Living is Round，1985)，以及有关越南女性的多元身份认同和性别歧视的《姓越名南》(Surname Viet Given Name Nam，1989)。与传统民族志电影不同的是，作为电影制作者的崔明菡拒绝以探索者和解释者的身份向观众“谈论”被摄对象，而是与被摄对象“在一起”交谈。①如此，对“他者”的文化呈现意义便不再是封闭的，而是暂时的、流动的。崔明菡在电影中大量使用现实与虚构叠加、音乐与无声交织、重新构图等实验电影手法，对传统民族志电影的客观性提出挑战。尽管她对电影表现手段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原则，但是，作为将实验手法融入民族志电影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电影人之一，崔明菡用电影作品在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途径提出了对“他者”概念的重新定义。